§第十三章 投身宪政
1903年初，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通过徐世昌函邀张謇和一些东南名流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向痛恨入骨，但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学习西方，迅速实现民富国强颇有兴味，因此他接到请柬，便欣然决定，东渡日本。一方面参加劝业博览会，一方面考察日本教育和社会各项公益事业，以作将来南通地方公益事业建设的借鉴与准备。
张謇于5月23日抵达日本长崎，开始对日本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访问。
张謇在日本期间，除参观博览会外，一共参观了35个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他把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
张謇考察的重点是他最为关心的教育和实业，旁及政治和社会。由他自己确定的参观程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
日方接待者嘉纳治五郎询问张謇“东来调查宗旨”，张謇略加思忖，说道：“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张謇提出的这个访问意向并不保守狭隘，这是他从实际出发，寻求与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相近的经验，才有接受和消化的可能，倘若好高骛远，追求浮华新奇，只会是于事无补。
作为改革家、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在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中发现，中日两国许多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在日本解决得很好，在中国却是障碍重重，或者根本解决不了。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开明：一是立法健全，一切以法为准，依法办事，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二是实行多党政治、尊重民意，议会民主，舆论监督，权力受到广泛的制约，因此，决策往往体现民意。中国落后的原因，扶其病根，是封建专制统治阻碍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对日本的实地考察分析、对比中张謇猛然醒悟，他明确认识到，只寄希望于宫廷斗争，光绪皇帝重掌大权，或者仅仅依靠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来推行新政，都不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必须在展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会团体基础上，扩大政治活动，组织政治团体，以至新式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立宪运动。张謇于7月29日回到上海。回国后他把自己访日期间的日记整理出来，题名为《东游日记》，编印成册，分赠友人和各方面的人士。
这一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呼声普遍激昂。张謇开始同友人讨论立宪问题，并积极参与江浙立宪派人士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活动。他们认为，权要最能耸动朝廷，将来实施立宪也要靠权要主持，要促成立宪，必须使权要赞成并进行陈请。这时他们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4月，清政府为敷衍内外臣民、缓和舆论压力，做出相应的姿态，对声望日增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笼络。4月16日，颁发上谕：“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钦此。”张謇本不想做官，但出于一种使命感，这一次毫不推辞接受了任命。
商部顾问官既是新制，又冠以头等，朝廷自然是格外看重张謇在实业教育方面的业绩和社会影响，而给予恩宠了。对他来说这个待遇既可为他经营实业“小有裨益”，更重要的是，又能借此增加他参与立宪运动的份量。
1904年5—6月间，张謇与汤寿潜、蒯光典、赵凤昌等为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起草了一份折稿，大意是日俄之战无论胜负属谁，中国也有大变动，如火之及屋，恐不易救，欲加预防，必须急为变法，而变法之要着即首宜立宪。请求“仿照日本明治变法立誓，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
折稿拟就后，胆小谨慎的张之洞未即出奏，又嘱张謇探询已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
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因此与断交了20年之久的袁世凯正式复交。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帝，赢得慈禧太后的好感，成为执掌北洋兵权的铁腕人物。为了促使立宪运动的成功，必须向各个方面寻求广泛的支持，建立最大限度的联合阵线，张謇捐弃前嫌，与袁世凯重修旧好。乃于6月致袁一函中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袁世凯以为时机未到，答以“尚须缓以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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