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以为，宋朝宰相是吃不了这些苦的，一个月的折磨一定能使文天祥屈膝投降。十一月初五，开始领他到枢密院说是去见院官博罗丞相，一连去了四天，博罗故意避而不见。直到十一月初九，院官才传令召见。博罗心想，折磨了一个月，又三番五次让他见不到元人头领，这次，文天祥一定会软下来。
然而他们又错了，痛苦与折磨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文天祥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坚强了。
在枢密院大堂中央坐着满脸杀气的博罗丞相，旁边坐满了元朝的高级官员，手持刀枪的士兵威严地站立两旁，阴森可怕，杀气腾腾。文天祥昂首阔步走进门去，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从容地走到大堂中央，作了个揖，站立在那里。
一名通事（翻译人员）高喊：“跪！”
文天祥严肃地说：“我是南人，只行南人的礼，礼行完了还跪什么？”
博罗一下子火了，令左右去拽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索性坐在地上不起来了。这时又上来好多人，有的按头，有的抓住手、按着脚，甚至还用膝盖顶着文天祥的背，硬逼他下跪，但是文天祥始终不屈服。
博罗无奈，只得令手下退在一旁，就开始审问：“你有什么话要说？”
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我文天祥忠于宋朝，宋亡了，我只求速死，没什么话可说！”
一听文天祥说了句“天下事有兴有废”，博罗便想钻空子：“盘古到今，几帝几王，为我逐一说来。”
他是引文天祥一直数到现在的元世祖，好借此让文天祥承认元朝，进一步再让他投降。
文天祥马上机智地回答：“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天不是赴博学宏词科（选拔博学能文之士的考试），没工夫跟你说闲话！”
博罗被驳得面红耳赤，但仍不肯善罢甘休：“你们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又有什么功劳呢？”
“立君王以存宗庙，存一日，则臣子尽一日责，不计较什么功劳。”
“你既然知道国家挽救不了，为什么还要去硬做？”
“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尽我一天的心力。做为孝子，不管父母活着、病着，还是死了，都应尽孝心。
父母如果有病，明知不能救了，难道你就不给用药了吗？今天文天祥到此地步，只求快些死，何必问我这些废话？”文天祥气愤地说。
博罗发怒了：“你要死，我偏不要你死。偏要把你关下去！”
文天祥冷笑着说：“随你便吧！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吗？”
博罗恼怒之至，嘟嘟嚷嚷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审问就这样结束了，元朝统治者能征服一个王朝，却对付不了一个文天祥。博罗想立即把文天祥杀了，以解心头之气，可元世祖仍想“求才”。他们只得以长期监禁的痛苦来消磨文天祥的斗争意志，指望他能屈服，为元朝出力。
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文天祥始终也没有屈服。
土牢阴暗潮湿，只有一扇矮门和小窗户，终年不透阳光。夏天闷得透不过气来，下雨时，雨水往屋里灌，床和小桌都泡在水中。粪便、死老鼠，各种脏物堆在屋里，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监狱里，文天祥经受着折磨，仍然坚持斗争。对他来说，生命不终止，斗争就不会停息。
他还写了许多诗歌，他要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把监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把亲身的经历和战友的英雄事迹，把宋朝灭亡的经过和叛贼的卖国行为，告诉给人民，告诉给后人。
当时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元朝统治，正在南宋官员中大量搜罗人才。降元的南宋官员王积翁等人向元世祖上奏说：“文天祥乃当今人中之凤也，南宋人中无一及其项背者。”于是元世祖令王积翁去传达旨意。文天祥说：“国家灭亡了，我只有以死报国了。
假如元朝皇帝宽容，让我能够出家为道士重归故乡，往后以方外之人备元朝皇帝顾问，那么还说得过去。
假如立即就委以官职，不仅亡国的士大夫们不能相容，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志向和事业全部抛弃了，那么你们重用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们真的请来了静修自得、彻悟深通的老道士，给文天祥说道谈玄，企图动摇他的意志，使文天祥可以脱尘绝俗，与世无争，不再反抗元朝；同时可避免元朝杀戳忠良的罪名以藉此收买人心。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天祥，他追求的是自己所向往的浩然正气，提出的做道士的要求，只是为再次举起抗元义旗的借口。
至于生死、得失、功名、荣辱等一切杂念都给他抛于九霄云外。就好像他在《正气歌》中所写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文天祥的意志越来越坚定，王积翁想联合南宋旧官谢昌元等10人请求元世祖忽必烈释放文天祥。留梦炎认为这样做不妥当，说：“文天祥出去后，必定会重新号令江南义民抗争，这样有可能会把我们10个人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后来王积翁也不敢提释放文天祥的事了。
王积翁等人又建议：“不放文天祥，也该以礼相待，好让人家说元朝皇帝开明。”元世祖同意了，令兵马司给文天祥准备好的酒菜饭食。文天祥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文天祥不吃官饭已有好几年了，元朝为我准备的酒饭，我坚决不吃。”
当时，各地抗元斗争又高涨起来了。至元十九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有一个自称“宋朝幼主”的义士，名叫薛保柱，聚众数千人，要攻入燕京劫狱，营救文天祥丞相。有人还写了匿名信：“马上起义。
到时先焚烧城墙上的草苇，然后率领两翼卫兵举火把接应。丞相可以不必担心了。”当时元朝左丞相阿合马刚刚被刺杀，气氛相当紧张。
得到这些情报，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害怕，立即下令：一、除去城墙上的草苇；二、京师戒严；三、将瀛国公（原南宋恭帝）和南宋宗室迁移到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县），以防宋朝义民劫持，并怀疑匿名信中所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经过与大臣们商定，他们终于一致认为杀了文天祥最为保险。
然而忽必烈认为：“元朝人中没有能比得上成吉思汗时期的宰相耶律楚材的，而宋朝人中没有能比得上文天祥的。”杀了他，还真是舍不得。于是决定，他亲自出马对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说。
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在皇宫大殿中召见了文天祥。
文天祥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大殿，凛然而立，长揖不跪。
侍卫强令下跪，文天祥坚决不从。忽必烈一心想劝文天祥归附，就不再拘于礼节而喝退侍卫，好心好意地相劝道：“你在这里好几年了，我一直不忍心也不愿意杀你，如果你能一改初衷，以对待宋朝皇帝的忠心待我，我照样会重用你当宰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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