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慷慨激昂的议论，不只是发自文天祥的肺腑，也是朝野许多正直之士的公论。当然，即使立即处斩董宋臣，矛盾也不能得到解决，局势也不会立即好转，但他希望理宗通过对董宋臣的处置作为开端，表示有悔悟的心迹，从而刷新政治，激励人心，挽救宋朝的危亡。他特别对理宗提出忠谏：“方今国势危疑，人心杌陧。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
这段话很尖锐，很有气魄，却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崛起以后，成吉思汗率大军二十万进入中亚，灭亡花剌子模，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草原地区，所向披靡。窝阔台继任大汗后，东征高丽，南灭金国，又派大军远征欧洲，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先后建立了窝阔台、察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
但是蒙古和南宋的战争已进行了25年，虽然蒙古兵也曾饮马长江，侵入南方，但东南半壁江山并未沦丧，四川许多地方和京湖一带都还在进行抵抗，说明了灭亡南宋并不容易。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西部、南部山峦重叠，河湖布列，不利于骑兵的纵横驰骋。特别是南方需要水战，蒙古兵和北方兵都不习惯，力量较难施展。如果宋军据险抵抗，蒙古兵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这也是事实。军民的反击是蒙古征服南宋的重大障碍。20多年来，蒙古兵虽然打过许多胜仗，但也多次遇到激烈抵抗，吃过大亏。如端平二年（1235年）阔端率兵入侵四川时，利州（广元）守将曹友闻在青野原、大安两次击败蒙古兵。嘉熙元年（1237年）口温不花和察罕率军进攻黄州，被孟珙击退。第二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孟珙出兵三次，连战皆捷，接连收复信阳、樊城、襄阳、光化等军事要地，荆襄形势为之一变。也在这一年，察罕率兵围攻庐州（安徽合肥），在巢湖造船，企图进攻江南。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和精锐部队扼守淮河要地；六合人赵时哽率领两淮民兵参加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攻势受挫，转而进犯滁州（安徽滁县）。知招信军（江苏盱眙县北）余玠提精兵救援，蒙古兵乘虚进攻招信军，被余玠回师猛击，死伤无数。这时，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击蒙古军营寨。这支侵扰江淮的蒙古兵，终于在官军、民兵的联合攻击下，损兵折将后北撤了。
四川军民的斗争也同样取得多次胜利。合州钓鱼城的大捷就是一次典型战例。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设立招贤馆，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面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沿岸险要的地方修建山城十余处，因山筑垒，屯兵聚粮，据险防守。蒙古兵几次入侵，都被宋军打败。
这次蒙哥亲率主力部队进攻重庆、合州（四川合川）时，余玠已经死了，知合州王坚坚决抵抗，蒙古兵猛攻数月不下。蒙哥亲自到城下指挥，王坚用大炮猛烈攻击，蒙哥被打成重伤，回军营后就死了。文天祥上这封奏章时，蒙哥已经死了四个月，因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他还不知道。
激昂的士气，可贵的民心，说明如果朝廷能因势利导，指挥得宜，要击退蒙古兵是完全可能的。文天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在奏章中文天祥还提出四项积极的建议：第一，“简文法以立事”。他建议朝廷摒除礼仪上的繁文褥节，“用马上治”，即实行战时体制。具体做法是皇帝应在宫中选择一个地方，每日和两府大臣议论军国大事，并“博采四方之谋，旁尽天下之虑”。
他认为如能做到上下如一，天下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了。
第二，“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宋初矫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削弱地方的兵权、财权，这虽然避免了藩镇尾大不掉的现象，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旦有事，州县的力量有限，守令权力微弱，无法调动兵马进行有效的抵抗。如能建立地方镇，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任事，许以调度之权，地方的力量得到加强，对抗蒙战争是有利的。
第三，“就团结以抽兵”。他指出二十家抽兵一名，一个州以二十万户计算，就能有一万精兵。一镇有两三个州，就有兵两三万。东南各路都建立地方镇，就能增加十多万兵。只要将帅能很好领导他们，“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就不怕没有可以调动的兵员了。宋初太祖南征北伐，势如破竹，当时军队还不满二十万呢！
第四，“破资格以用人”。他反对本朝用人专重资格，认为这种制度常使“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国家有事，那些顸无能的废物身居要津，才能出众的人则拱手熟视，祸患怎么能消除呢？他主张“进英豪于资格之外”，只要是“豪武特达”之才，就可以破格选为将帅。
文天祥知道上这样的奏章是“干犯天诛”的行为，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即使皇帝宽免了他，得罪了内臣（宦官），也将招来横祸。但他感到现在是“社稷震动，君父惊虞”的“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噤口结舌，坐待国家之难而后死，不如冒死进言，万一感悟天听，建策被接纳，国家转危为安，个人也有生路，这不是更好吗？因此他不顾一己的安危，向皇帝直言极谏。
随后，他又上书给宰相吴潜，也提了一些建议。
奏章送上以后，理宗置之不理。大概是他既没有进行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又因为前线告急时惩办直臣，难免遭到朝野的非议，只好采取这个做法。
这年十二月，突然传来鄂州解围的消息，临安的紧张空气顿时消失，朝野上下一片欢腾。理宗更是像天下太平了一样的高兴，下诏改明年为景定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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