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阻迁都奏斩奸贼
宝祐六年（1258年）八月，文天祥服丧期已满，有人劝他上书宰相求官，但他却毫不在意地说：“着什么急呢！”吉州知州有心替他向朝廷提出申请，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这两年来，随着对朝廷内部认识的深刻，文天祥已经不热心出来做官了。当时，理宗在朝廷中重用的是董宋臣和丁大全两人。董宋臣是理宗的内侍宦官，最善于讨好献媚。为了供理宗享乐，他不惜花费重金在宫中修造芙蓉阁、香兰亭，招进舞女倡优，因而很受宠爱。丁大全则靠巴结董宋臣爬上去，当上了参政知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大权独揽，不顾国家安危，为图私利，干尽了坏事。人称丁大全有四罪：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由于朝廷仍是坏人当道，好人自然倍受排挤，因而，朝政更败坏了。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弟弟文璧要赴京应试，于是文天祥就陪他走水路，取道长江，一起来到临安。五月，文璧殿试中了进士，文天祥也由朝廷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三年前，文天祥中进士后因父丧没有行门谢礼，因而这次要补行之后才能赴任，就这样又拖延了一些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紧急起来。
一年前，蒙古军就开始南进了，他们兵分三路，从不同方向推进，准备时机成熟后，给南宋以毁灭性打击。而丁大全为了粉饰太平，既不如实向理宗皇帝报告军情，也不积极准备御敌。等到理宗突然发现蒙古军要渡长江攻打鄂州（今武昌）时，一下子慌了手脚，朝廷里一片混乱。
胆小如鼠的宦官董宋臣，极力劝理宗皇帝迁都四明（今宁波），以避开蒙军的进攻。他振振有辞地说：“四明靠海，如果蒙军逼近，可以乘海船逃走。当年金兀术渡江时，宋高宗就是由临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性命的。”
要不要迁都，理宗一时拿不定注意，他让大臣们计议。
军器大监何子举对吴潜提出：“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
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
据说，理宗曾就迁都问题征询吴潜的意见，他问吴潜：“蒙古兵日益迫近，计当如何？”
“只得迁都暂避。”吴潜直率地回答。
“卿家如何？”理宗又问。
“臣当守此御敌。”吴潜认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只要皇帝安全，国家一时有难，还是有希望的。自己身为宰相，守土有责，当然不能离开京师。
想不到这句话竟引起了理宗的疑心，他毫不留情地反问：“卿家想做张邦昌吗？”
张邦昌比秦桧更加声名狼藉，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的猜忌，吴潜觉得这不仅是对他的不信任，而且也是极大的侮辱，他再不愿说话了。
这时朝廷中笼罩着失败、逃跑的气氛，南宋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迁都消息一传出，临安城里顿时闹得风声鹤唳，达官贵人都收拾行装，准备逃往别处，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天祥觉得不能不挺身而出。
他预料到自己职卑言轻，皇帝未必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还没有就任，不能用职衔向皇帝上书，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写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书》。
在这篇奏章中，文天祥揭露了董宋臣的罪行，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此议如果实行，“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师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
他认为董宋臣恶贯满盈，不把他处斩，举国上下的怨怒无法消解；中书的政令不得施行；敢于直言的贤才就有所顾忌，不敢出来任事；敌人的气焰不会被打下去；将士的忠义之心不能激发起来，国家的祸患就没有平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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