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才和士习。文天祥认为“士习厚薄，最关人才”，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校艺于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竞奔于世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这段话把南宋士人风气败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择手段的，当时国家忧患重重，士人忧国忧民的不多，想升官发财的却不少。有一种人是借议论国事来猎取虚名，博得一官半职的。理宗时候，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贾似道看透太学生的这个特点，用做官、赏钱收买他们，他们也就为贾似道歌功颂德。当时有人写讽刺诗说：“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种人是借道学做官。当时朝廷提倡道学，有人以讲道学为终南捷径，以谋求官职。他们不谈国计民生，终日只讲天理性命，正心诚意。朝廷也希望他们这样，以免议论国事，惹事生非。这种士人对国家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陈亮向皇帝奏称：今世儒生，自以为得正心诚意的圣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国家奇耻大辱，漠不关心，群聚埋头拱手高谈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么。朝廷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敷衍度日，臣不胜愤慨之至！这把士人的堕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错误，作了大胆的揭露。
文天祥对这种士风十分不满，他提出必须改变士习，发扬正气，才能发现可用的人材。他主张对青少年要有正确的家庭教育，除了读书，还应恪守封建道德。他还建议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边防、水利等科目，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兵力和国计。文天祥认为两者是互相影响，有密切关系的。他承认当时确实兵力不足。他说，宋和蒙古发生战争以后，前线东起东海（黄海），沿着淮河、襄樊，西至四川，处处都须要屯兵设防。调两淮的兵到东海守城，两淮的兵力不足；调荆州的兵警卫襄樊，则荆湖兵力不足；调江淮的兵入川，下游兵力也不足。兵力不足，国家自然就弱了。
要变弱为强，就得招兵。招兵要发饷，财政机关却拿不出钱，确实是矛盾。但文天祥反问，难道国家真的没有钱养兵吗？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国家没有计划，除交纳岁币银绢以外，从没有订出保证军需的政策，饷项来源自然困难。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观的挥霍浪费，是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那些“照耀湖山”
的“琳宫梵宇”，建筑时争奇斗巧，要耗费多少银子呀；宫廷中“霓裳羽衣”，“靡金饰翠”，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皇帝对贵戚近侍“量珠辇玉”的赏赐，是国库的沉重负担。国家的钱都花在这里，养兵的费用还能有多少呢？他尖锐地指出：“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只有“急求所以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或于是可强矣”！
文天祥对这三个问题的对策，概括来说，就是纾民困，淳士风，节国用，这些都是正确的。他的建议是匡时救世的良言。一个21岁的青年，能提出这样的对策，是难能可贵的，显出了他具有蓬勃的朝气。
但是对于第四个问题，他说：“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起于通虏寇，则心腹之大患也。”所谓“盗贼”是指起义农民。在他看来，女真、蒙古军事贵族的南侵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认为内部有农民起义才招致了他们的南侵，则不符合事实。北方民族南侵，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上层军事贵族出于贪婪而实行战争掠夺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原政权腐败，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并不是农民起义造成的。
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更大的威胁，主张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时候，首先应剿灭“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的起义农民，这完全是错误的。比如他举例说李成勾结杨么，成了绍兴年间国家的大患，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南宋统治者对杨么的诬蔑。事实是伪齐皇帝刘豫命李成派人送金帛文书向杨么招降，被杨么严词拒绝，不久又派来30多个说客，带来更多的财物，企图诱惑义军，起义军把他们全部杀死，投入江中。文天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起义农民的仇视。这种思想使得他不能联合农民起义军来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阶级偏见蒙蔽了他的聪慧。
对四个问题提出对策以后，文天祥还建议应当“重宰相”、“收君子”。重宰相就是要皇帝严肃纲纪，整饬吏治，改变政出多门的现象，排除外戚、宦官干政擅权。收君子就是主张任用正直的士大夫管理国家政事，听取公论，奖励直言。他认为凡是因直言被贬官的，应当召回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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