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试通过后，天祥夜以继日地准备功课，而文璧却有些放松，总认为自己有把握。殿试临近，文天祥忽然生了病，父亲文仪半年来一直操劳，不得休息，见天祥考前患病，又过于担心，一下子也病倒了。过了两天，天祥病轻些了，他劝父亲好好养病，不要替他担心。
五月初八是殿试的日子。这天早上，天祥感觉好些了，他早早把文璧唤醒，做好准备。父亲硬撑着病身子，把他们送到门口，深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恨不能亲自送两个儿子到考场去。
御试策的题目很长，总共有586个字。除了些空话以外，主要是让考生就当前的社会形势发表议论。
比如，对灾害不断、人民困苦、人才缺乏、士习浮华、财政困难、兵力薄弱、盗贼未平、边境不安等等问题，是怎么看的，谈谈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考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其他考生拿了题目，左思右想不敢动笔。因为他们中间多数人都把这篇文章当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要考虑如何为朝廷当今天子歌功颂德，如何投皇上、考官之所好，并且要在文字绮靡方面下功夫，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而偏偏又碰上了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
文天祥非常沉着，坐在考场上，看了题目后，病好像一下子痊愈了似的，他感慨万分，滚滚的心潮有如大江的波浪，讨饭饥民的破竹篮、被掠女子的哭脸一古脑浮现在文天祥眼前，他想起几天前听说的临安城有人易子而食，有人用人肉做包子卖；他想起官府滥印的“交子”（纸币）和害人不浅的高利贷，当即把考题中提出的八种情况，归纳为四个问题后，随即落笔道：“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地；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这是全文的中心思想，文天祥对这四个问题一一作了阐发。
第一个问题，关于天变（灾异）的不断发生，他认为是民怨招来的。虽然这种看法还是受“天人感应”的影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但他揭露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对人民予取予求，贪而无厌，却是一针见血的。他说：“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建，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唯所咀啖，而民困。”这种议论是非常大胆的。这里文天祥借用历史来批评南宋皇帝贪财聚敛，大兴土木，困扰百姓，完全符合事实。南宋虽然偏安江南，而皇帝的奢侈、挥霍确是不减北宋。
高宗建都临安后，就大造宫室，御花园多至几十处。
又造“御前甲库”，召来能工巧匠，制造珍奇玩物，供一己鉴赏。高宗如此，子孙相习成风。理宗时候，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他仍然大兴土木，建造园林寺观。
他在西湖积庆山为阎贵妃建功德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前后三年建成，耗费极大。权左司郎中高斯得奏请停止新建寺观，宰相谢方叔立即罢了他的官。宝祐三年，即文天祥写这篇御试策的前一年，理宗派心腹宦官董宋臣主管修建佑圣观、梅堂、芙蓉阁、香兰亭，他强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临安人无不骂他为“董阎罗”。皇室生活上的奢侈也是十分惊人的，皇帝生儿育女，都要用罗、绢数千匹，金、银数千两。皇子每日单食，要珍馐数十种，更不用说皇帝了。皇帝挥金如土，人民怎能不贫困。
豪家巨室的献助，也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在南宋也是高宗开其端。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到大将张俊家，张俊接驾时进奉精美食品数百种，还有大批宝器，其中有金器1000两，珍珠69000余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缎等1000匹，另有名贵古玩书画等多件。献助的风气到南宋末年仍然盛行，宫中要修缮宫殿，建造寺观，就有官僚、豪富来献助土地、木材等等。他们的献助，无非是剥夺人民来的，受苦的还是人民。
贪官暴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则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比北宋更严重，神宗赵顼时，国家赋税收入每年6000多万贯，是北宋的最高额。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税收也达6000万贯，淳熙十四年（1187年）增加到8000万贯。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2／3，税收反而增加，可见赋税剥削多么残酷。再就土地的情况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额是3000亩，宋朝的政策不抑兼并，南宋时有数十万亩地的地主为数不少，这都是侵吞农民的土地得来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无税，农民无地却要纳租。有人说南宋农民所受的剥削是“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这并不夸张。
策论中提到的和籴，则是南宋政府剥夺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一样。和籴是官府按户主的田产多寡摊买粮食，由官府定价，当然低于市价，甚至分文不给，纯属剥夺。从表面上看，好像富人负担多，穷人负担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富人向地方官纳贿，自然少派或不派，负担大多落在穷人身上。每次和籴颁布，都有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文天祥说：“东南民力竭矣！”这是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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