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间，乾隆皇帝下令将因过查抄家产的官员未曾完纳部分全行豁免；二月间，又下令增加各直省岁试入学名数。与此同时，归政恩科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会试也次第举行。在一切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之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继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十月朔日，颁嘉庆元年时宪书于全国并普免明年全国地丁钱粮。嘉庆元年正月六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而后，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坐。
这时，鼓乐齐鸣，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由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而后，大学士二人恭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跪地，由乾隆皇帝将“皇帝之宝”亲授皇太子。嗣皇帝率领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庆贺礼毕，已经成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乘舆还宫，接受公主、福晋以及未受封爵的皇孙、皇曾孙、皇玄孙行庆贺礼。
在此同时，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派遣礼部官员登上天安门城楼，恭宣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及恩赦条款。当年正月初四，按照预定计划，乾隆皇帝又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了较之乾隆五十年时规模更为盛大的千叟宴。眼见传位顺利，百事如意，千叟宴上，乾隆皇帝即兴挥毫作诗，诗云：“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正肇庆合开宴。便因皇极初临日，重举乾清旧宴年。教孝教忠惟一笃，曰今曰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此即歇肩。”至此，全国臣民所瞩目的授受大典最后完成，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太上皇生活。
秦汉以后，称为太上皇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在不少情况下，都不过是高级囚徒的代名词。乾隆皇帝继位之后，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苦心孤诣地经营了60年，老来退位，当然不愿去作这样的太上皇。
因而，早在宣布传位之初，他即决定，将那些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胜任的祭祀和礼仪活动交由嗣皇帝处理，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则坚决地表示：“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教诲，将来知所禀称，不至错误，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根据他的指示，军机大臣拟定传位事宜时，使太上皇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嗣皇帝之上。按照这些规定，太上皇对人仍然自称“朕”，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嗣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嗣皇帝生辰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亲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须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不过只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耩、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而且，还要向太上皇帝奏闻之后始得举行。
用太上皇帝的话来说：“朕而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二）。可见，他的传位并非退位，而只是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在筹备传位事宜时，乾隆皇帝已为自己保留了极大的权力，而在传位大典举行后的几年中，他在实际活动中又大大突破了传位之时作出的种种承诺。其一是居住地址。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时，他即命令修葺宁寿宫作为归政之后的优游颐养之所，而在传位之后，他却仍然居住于养心殿。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他说：“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自图安耶。”嘉庆二年时，他又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即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清高宗御制诗余集》卷九《新正乐寿堂》）。”
因为他“寝兴六十养心惯”，这样，已经即位的嘉庆皇帝只好仍然住在毓庆宫。其二，嘉庆改元，全国上下例应统一使用嘉庆新历，京中宝源、宝泉二局以及各省铸钱机构也应改铸嘉庆通宝。但是，在臣下以“一体循用新朔，于心实有所不安”为由呈请宫中仍使用乾隆纪年时，他却立即表示同意，并将臣下恭进之乾隆六十一年新历“颁赏内廷皇子、皇孙及曾玄辈并亲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爱戴之忱”。因而，一直到他去世时，宫中仍用乾隆年号。在此同时，京中外地之铸钱机构也是“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
对此，太上皇帝也概予批准。第三，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国务的处理中，他也没有遵守传位时作出的决定。传位之前，他曾决定给予嗣皇帝以处理各部院衙门和各省题奏本章及任免官员的权力。然而，传位之后，除了一些不关紧要的题本批答之外，太上皇帝一直将批答奏折、任免官员的权力牢牢地置于己手。一直到嘉庆三年时，虽然他的眼力已大不如前，“然披阅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清高宗御制诗余集》卷十八《戏题眼镜》）。总之，在三年太上皇期间，举凡官员任免、军务布置、政治举措、河工建设、蠲赈事宜等主要事务，太上皇帝无不躬亲其事，和历史上的太上皇帝大不相同的是，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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