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皇后那拉纳喇氏病故。因其南巡途中忤旨剪发，乾隆皇帝下旨以皇贵妃之例为其治丧。这一事件当然会对其所生的永璂发生不利影响，因而，永璂首先被筛选下去。其次是皇十一子永瑆，文理虽然颇优，但对乾隆皇帝极为注重的国语、骑射却一向不在意。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乾隆皇帝又发现他仿效汉人陋习自取别号。在乾隆皇帝看来，他的这些问题都属重大缺陷，当然不能作为建储对象。再次是皇八子永璇，虽然在当时几个皇子中年龄较长，但“为人轻躁，作事颠倒”、“沉湎酒色，素无人望”，况且还是个拐子。举止仪表如此，岂可膺此重任。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考察筛选，至乾隆三十五年，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所有年龄较长的皇子都被淘汰净尽。对于此事，乾隆皇帝虽然不无求全责备之病，但却有效地防止了前朝争储夺嫡斗争的重演，对于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于社会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已经63岁。对他而言，建储一事已是刻不容缓。这样，经过反复的选择，当年冬天，他以皇十五子永琰为内定储君，再次秘密建储。由于当时乾隆皇帝主持国家政务已近四十年，政治经验相当丰富，因而，这次建储，乾隆皇帝做得十分秘密。建储之前，并未就建储时间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书写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活动，也一反雍正皇帝和自己首次建储时的旧方式，根本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公开宣示，只是在一切办妥之后，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
在此同时，他还另书同样密旨一道藏于小匣内随身携带，以备异日勘对之用。因为全部过程都做得十分秘密，建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个别军机大臣外，全国臣民几乎都不知道乾隆皇帝已经建有储君，以至乾隆四十三年秋乾隆皇帝三次东巡盛京时，一个锦县生员金从善还为此专门上书乾隆皇帝，要求建储。后来，人们虽从乾隆皇帝批金从善的谕旨中得知他数年前已经建储，但对谁是储君，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人们猜来猜去，始终不得要领。直到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在家宴时对子孙普加赏赉，“而独不及于永琰”，并且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尔则何用银为？”这时，人们才从乾隆皇帝的这些言行中最后准确地判断出皇十五子永琰方是乾隆皇帝的内定储君。由于此时距乾隆皇帝公开下诏宣布皇太子之名只有半年稍多的时间，对于政局已经不会发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可见，乾隆皇帝再次秘密建储，在“密”字上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建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传位铺平了道路。乾隆皇帝在86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并向全国颁布了归政诏书。
乾隆皇帝的传位思想早已形成。雍正十三年九月举行继位大典时，他即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他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拟在摹古。乾隆皇帝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尧舜禅让成了他所憧憬的境界。刚刚继位时，又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很可能是以此法古之举来博取身后之美名。此外，乾隆皇帝还想以此祈求长寿。他的祖父康熙冲龄即位，在位61年，终年69岁，这已是所有清代帝王中少有的高寿。在他继位之时，已经25岁，60年后，将至85岁高龄，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不敢比皇祖在位61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希望自己在年寿上较之乃祖有所超越。所有这些，表明当时他的传位思想尚处于十分简单幼稚的阶段。
亲政以后，长期为君的政治生涯不但使乾隆皇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也使他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这样，乾隆皇帝的传位思想一度发生了变化。
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乾隆二十五年表示，只要自己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自己也不行传位。后来，在他60岁上，他虽然下令臣下“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并于乾隆三十七年首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之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一直对传位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的去世使得乾隆皇帝失去了不得传位的借口，70岁以后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也促使他重新回到继位之初的立场。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因年老臂疼一度不能弯弓射箭。三四年后，又因气滞作疼及升降台阶步履维艰而不得不改令皇六子永瑢代行郊祀大典。乾隆四十九年以后，又添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而后，记忆力也显著减退，精神昏愦，身体虚弱，难能正常处理国务。因而，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70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对于各地官员奏进的像小山一样的公文和奏折，乾隆皇帝也感到十分头疼，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
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样，因为健康情况不断恶化，皇帝应担负的日常工作成了他所力不胜任的一个负担。“雄心渐消泯，逸志在清闲”（《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十四《题匣贮古稀天子宝》）。这时，他又想起了继位之初作出的年老归政的诺言。因而，从乾隆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凡逢节庆寿诞，乾隆皇帝无不以归政为念；诗赋词章，也时以传位为题。就是这样，八六传位才重新提上了他的议事日程。
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因为距离传位之期愈益接近，当年四月，乾隆皇帝以归政在即，“嘉惠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而决定从次年秋天开始至丙辰年春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会试和嗣皇帝登极恩科乡、会试。五十九年年底，又下令各直省督抚将历年以来民间所有积欠银1700万两、粮食375万石概行豁除。在此同时，还于往常每逢年底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之外，由国库拨银，赏借王公以下以及闲散宗觉罗、八旗兵丁半年俸饷。乾隆六十年，有关传位的准备活动进入了高潮，各种加恩活动也一件接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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