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人民回国定居后不久，沙俄政府便行文清朝政府，一方面胡说“渥巴锡人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另一方面，又节外生枝地声称土尔扈特回国时，曾将150多名俄罗斯人带入中国境内，要求查出放回。在此同时，沙俄政府还蛮横无礼地要求清政府，如不交回，“恐兵戈不息，人无宁居”。对于这些无理要求，乾隆皇帝下令断然拒绝，严词驳斥。
对于沙俄政府的武力恫吓，也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他的这种严正态度，挫败了沙俄企图重新奴役土尔扈特人员的阴谋，同时，也使我国的西部边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
缅甸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继续放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帝看到，大小金川已平，准噶尔部也多年太平无事，现在缅甸和暹罗又臣服了中国，心中十分快活。他与和珅等贴身大臣不是下棋，就是喝酒。高兴的时候，他与和珅一起微服出宫，逛一逛京城有名的妓院。弄得不好，被御史们知道了，还要叩头谏奏一番，乾隆帝只是一笑置之。只有军机大臣刘统勋能直言正色地谏劝。因为刘统勋是个老臣，以清正闻名，乾隆帝对他颇有几分忌惮。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广西地方官上奏，谓安南国王黎维祁被阮文惠所逼，被迫出走。其母逃来广西，请求中国出兵相救。乾隆帝闻报，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赴广西处理此事。十月，孙士毅督师进击阮文惠，并预先铸好了敕封黎维祁的大印。这时，阮文惠已于顺化称帝。他听说清兵来袭，便遣使伪降。
孙士毅因麻痹打了败仗，退入关内。乾隆帝闻及大怒，立命福康安代孙士毅经营安南事。阮文惠马上遣使求和，并入贡中国。第二年五月，乾隆帝因不想长时劳师，遂答应了阮文惠的请求，准予入贡。乾隆帝命原安南王黎维祁剃发易服，编入八旗为佐领。这时，阮文惠已改名为阮光平，乾隆帝下诏，封他为安南国王。
他随后亲来北京，朝觐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见外国国王来朝，很是高兴，便厚加赏赍，遣使护送回国。
后来，阮光平数次派兵，帮助清廷剿捕海盗。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察，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0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略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财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订的最高法律。它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它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由上可以看出，在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中，乾隆皇帝耍了个小手腕，把征服准噶尔汗国这一功分作了三功——平准噶尔汗部、再平准噶尔汗部、平回疆。这一分为三就很能看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除首次平大小金川之外，另外六次用兵都在征服准噶尔汗国以后，不能说与他的此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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