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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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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第十章 惧天遣皇帝减膳

  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终身在位,口衔天宪,主宰一切。唯一能约束他、使他感到畏惧的,那就是昊天上帝。这个宇宙间的最高之神,常常通过星象变异对他发出警告。

  崇宁五年元月,慧星在西方上空出现,大如杯口,光芒四射如纷纷落下的碎星,长达六丈,阔有三尺,斜指东北方向,穿过五个星宿区。据占星家所言,慧星是灾星,由特殊的恶气所生成,光芒所及都要成为灾区,会发生大动乱,大兵灾。

  皇上很惊谎,避开正殿而居,减御膳而食,并发布大赦令,表示要立德修行。朝野上下也人心惶惶,害怕大难临头。天象异常,身为左相的蔡京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只好奏请免官,皇上顺从天意,就批准了他的辞呈,重新让赵挺之担任右相,刘逵升为中书侍郎。这两个人并无治国才能,过去只因竭力排击元祐党人而受到蔡京的重视,被荐为执政官,后来因争权又与蔡京不和。两人联合主政后,劝告皇上废除蔡京所施行的苛民之政,毁去《元祐党人碑》,恢复党人的某些官职,重行科举制度,重议盐钞、茶钞法,撤消大晟乐府,与西夏进行和议,等等。

  皇上对挺之说:“你说得很对,蔡京这个人太奸险,挑起西部边界战争,使兵民肝脑涂地;援引死党,布满朝廷;让他的儿子蔡翛作亲卫郎,每天窥伺朕的行动!”当年冬春久旱,蔡京被罢官后,马上下了一场透雨。皇上也就更信星变的意向是要他辞退奸臣。

  蔡京被免官后,仍住在梁门外府第,通过党羽继续控制朝政。等到星变过后,他让人提醒皇上,过去所推行的种种法度,事先都经奏请,他只是奉旨而行而已,绝不是个人的私意。至于罢黜科举而恢复古代的推荐制度,制雅乐而建大晟乐府,都是绍述神宗的美意。现在一切都想罢废,恐怕不是皇上要继承父兄之业的原意。

  皇上历来遇小事聪明机灵,遇大事就缺乏判断能力。他觉得赵挺之和刘逵的话很有道理,但蔡京及其追随者又高举熙宁变法的旗帜,他夹在两者中间犹豫徘徊,简直无所适从。比较起来,蔡京施政很合自己的心意,特别是他善于聚集财赋,花钱花得舒服,游乐玩笑也经常别出心裁。遗憾的是此人野心大,不可捉摸,可敬、可用而又可怕,又是星变谴责的对象,目前很难再起用。皇上的犹豫造成了奇怪的局面:在台上的赵挺之政令不行,只能与刘逵演双簧;在台下的蔡京因党羽众多,仍在左右着朝廷。

  慧星刚过,又逢太白金星白天行经太空,与太阳争光。据占星家说:太白张盖放光芒,人间有人想立王,主弱臣强,将有刀兵之祸。皇上刚刚放松的心情又重新紧张起来,再次下诏求直言,允许百官批评朝政得失,保证今后不会因直言而定罪,更不会把言者窜逐到岭南了。

  皇上估计:那个想与太阳争光的立王者是蔡王似。蔡王是哲宗的同母弟,当年被封为简王,哲宗升天后,章惇竭力主张立他为君,他也自以为非己莫属,其根据是开国之初,杜太后就立有金匮《约誓书》,让太祖在百年之后传位给同母弟。幸亏当年向太后力排众议,挫败了章惇的图谋,才把自己扶上了皇位。皇上扪心自问,即位后一直很优待这位老弟,晋升他为司徒、太保。可他一直有不臣之心,说皇位本来是他的,是向太后偏爱端王,才编造了神宗、哲宗的遗言,违反了杜太后的遗诏。皇上听到这大逆不道的言论,很想依法严惩。言官们上疏说:“蔡王年纪轻,说话出于无心,陛下应学习虞舜爱护弟弟的崇高榜样,至亲骨肉之间要一切包容,不能产生裂痕!”皇上接受了这一劝告,不再追究蔡王,只将他的身边人员送到大理寺去审劾,另外派人去“侍奉”蔡王。新派去的内侍名义上是侍奉,实际上近乎监视。以后又听说蔡王得了狂癫病,随便骂人,特别是骂皇上。精神有病的人不好治罪,只能把他隔离起来。

  杜老太后临死之前是否留有遗诏,让太祖百年之后传位于太宗?丞相赵普当年是否当场写了《约誓书》,并藏之金匮?这在大宋王朝是个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后来的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论题。对于当今皇上来说,彻底了解这些事情的内幕,才能说明他的继位为什么是合法的,而章惇和蔡王的言论为什么是大逆不道的。

  自从蔡京任丞相后,皇上在听他讲《祖宗宝训》时,曾几次拐弯抹角地提起自己心中的疑问。蔡京心想:作为太宗的子孙,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一疑问,但皇上为什么老要发问,意思是很清楚的,自己不回答或回答不当,都要丢官,因此就用批评前人的方法,间接地作了答复。他说:“仁宗时僧人文莹写了《湘山野录》,提出了‘烛影斧声’一说。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开启了百年论争。前几年臣起草诏书,下令烧毁元祐党人所著的书籍和版本,上述两书也列为禁书。至于杜老太后的遗命,《太祖起居注》中并无记载,直到仁宗时所修的《三朝国史》才提起此事。金匮所藏《约誓书》,在太宗即位后第六年赵普才奏明圣上。”皇上与蔡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的一问一答都极其巧妙,剩下的事是学生根据老师所列的书目,自己去研读和寻求答案了。

  皇上富有钻研精神,如果他想弄清某个悬案,就会孜孜不倦,窥探幽深,求索隐微。他让书艺局的内侍贾祥找来自己所需要的文献和书籍,逐一细读。《续湘山野录》记叙太祖驾崩之夜曾豪兴满怀,邀请晋王(太宗)入万岁殿酌酒对饮。“宦官与宫妾都被屏退在外”,只能远远地看到“烛光影下,晋王避席不能再饮。”以后太祖手持斧头拐杖在庭中戳雪,兄弟俩共赏雪景。在太祖解衣就寝后,遥闻鼾声如雷,晋王也在“宫内宿夜”。五鼓时皇帝驾崩,太宗受遗诏接位,大臣见太祖遗体“五色温莹如汤沐”。

  这段记叙表明:太祖死前圣体康健,心情也很好,死得实在太突然。晋王如果乘太祖醉卧而谋杀,那很容易,而且没有他人在场。遗体如“汤沐”,更像是刚用水洗去血迹。文莹喜欢与殿馆名士交游,经常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与丁谓、苏舜钦、欧阳修等人以诗文唱和。此书所记的内容该是来自当事人。丁谓在真宗时曾任丞相,在太祖死时已经十多岁,平生见闻也很广。

  皇上接着又翻阅司马光的笔记《涑水纪闻》,其中记太祖死后,开宝皇后让内侍头目王继恩去召太祖的儿子德芳。而王继恩却去召晋王,入王府后见晋王的心腹程德玄也在场。晋王闻噩耗大惊,犹豫着不敢进宫,说道:“我应当与家人商议!”王继恩再三催促说:“耽误久了,皇位将是别人的了!”于是两人冒着大雪步行到万岁殿。皇后见来的不是德芳,却是晋王,不禁“大为惊愕”,哀求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晋王边哭边说:“不必担心,我们共保富贵!”

  司马光还记述程德玄雪夜去晋王府,是要报告—件机密大事。他有个擅长天文学的朋友,名叫马韶,预测到第二天晋王将登基即位,所以到程家贺喜。晋王与德玄都很“惶恐”,就派人把马韶监禁起来,不让他到处乱说。

  皇上看了《涑水纪闻》,也想起自幼在宫中就听到的有关太宗即位时的种种议论,虽然这些议论是私下的,悄悄的,闪烁其辞的,但对太祖及其后代都表示同情,对太宗甚至有大不恭的言词。例如入内省副都知裴彦臣之所以被列入元祐党,并编管于池州,固然是因他是高皇太和向太后的亲信,以后又得罪了蔡丞相,同时也由于他传布过太宗即位时的传闻。皇上心想;司马光是个史学家,所撰的《资治通鉴》,让帝皇“借鉴往事,有资于治道”,采用史实严谨可靠。他的这本纪闻,杂记本朝政事,想为以后写《资治通鉴后纪》储存史料,所以每条之下都注有材料来历和述说者的姓名,没有根据的材料他是不会笔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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