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借我一双慧眼吧
后主的祖父李昪，所以能拥兵自重，逼迫吴王禅位，不仅在于他自身的胆识过人，机智超群，还在于他能任贤用能，得到不少有勇有谋的文臣武将的全力相助。他在任金陵节度使之前和之后，都很注意体恤下属，与士兵将领同甘共苦，深受部属爱戴。他还慧眼识英雄，提拔了出身寒微的周宗、萧俨等一班有才识的将领，使他们从士兵中脱颖而出。这些人后来一直忠心耿耿地随他鞍前马后，为他以后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昪称帝建南唐国后，这些开国元老并没有居功自傲，为了报答李昪的知遇之恩，他们仍全心全意地辅佐李昪治理朝政，君臣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把南唐整顿得井井有条，繁荣昌盛。中主李亶继位，因为不辨忠伪，不会察人用人，至于误用了冯延已等一大批轻薄文人，终于把李昪辛辛苦苦一辈子挣来的南唐半壁江山拱手让人。后主李煜，禀承了父亲的无知人之能，宠信徒有文采而无实际治国安邦才能的文人墨客，致使本就国力大减的南唐终成奄奄待毙之势。
事实上，后主并非不懂得偏信则暗，兼听则明的道理，也并非不知道国家危亡之秋，更应任贤用能。
他在以尚书令知政事位居东宫时，就在崇文馆公开招纳天下贤良。公元967年，他又命令两省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轮流到光政殿住宿值班，与他们议论治国之道，商讨治理国家的良策。但是天下事并非只要有心就可以成功的。
有用贤之心未必能得贤，大开言路也未必能得到真正有益的忠谏。它要求君主要有判别对错，明察贤愚的眼光和才能。后主的气质和才能，完全是作文人艺术家的料子。后来他投降北宋寄人篱下时，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也请他前去作诗助兴。他看到太祖背后为太祖摇扇的宫娥手中的扇子，当即吟道：
“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太祖听后仰头大笑道：
“满怀的风能有多少？”又让群臣与李煜谈论诗词、音律。李煜本是行家里手，自然振振有词，旁征博引，议论十分精辟。太祖当下意味深长地评论道：“好一位翰林学士。”赵匡胤的这一评论，虽然略带讥诮讽刺，倒也很实在。俗话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文人性格的后主拔用的贤士，果然大多是富有文采，高谈阔论的文人，很少有真才实学，平定社稷的栋梁之才。
例如被世人讥为“五鬼”之一的冯延鲁，本来就是个好大喜功，贪图个人利益的卑鄙小人，根本不考虑国家兴衰大计。当初中主兴兵讨伐闽国，听从了他的佞言，而他所以要极力怂恿中主出兵伐闽，完全是为了他个人赢得政治资本。据说对他的这一举动，他的兄长冯延已都颇不以为然地责问他说：“士以文行饰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险事以要禄？”冯延鲁却厚颜无耻地对答道：“哥哥你自然可以按常规办事，我却不能按部就班地等待资历够了才作宰相。”可见他的卑琐用心。这次伐闽兵败，南唐损失惨重，冯延鲁理应引颈就戮，可中主却因一贯宠信于他而没有给他治罪。后来他任东都（扬州）留守，遇到后周南侵，又一次损兵折将。他为了逃命，自己剃了光头窃了僧袍妄想逃跑，可还是被后周掳去当了战俘。
当时有人作偈语嘲笑他这一行径说：“昔日旌旗，拥出坐筹之将；今朝毛发，化为行脚之僧。”周世宗一念之仁，又将他放回南唐。宋朝建国初年，冯延鲁奉命出使，在宋太祖面前说了几句北宋不应该讨伐南唐的话，就把宋没有立即出兵征伐南唐作为大功自居，在朝臣面前沾沾自喜，不可一世。可就是这样一位无识无德的轻狂文人，只因少时颇有文名，后主就对他优待有加，视为奇才，还曾亲自斟酒请他喝。冯延鲁内心醉心名利，表面上却标榜清高隐逸。他曾在同僚面前说：“当年唐玄宗赐给贺知章镜湖三百里，这我不敢奢望，今主上要是能赏给我后湖数曲，我也就了却夙愿了。”徐铉马上语含讥诮地答道：“主上对于近臣，怎么舍不得一座玄武湖？只可惜他要到哪儿去找贺知章这样的高人呢？”说得冯延鲁悻悻不已而又无言以对。
徐铉也是当时后主器重的一位大臣，他人品比冯延鲁好，可也没有什么治国经邦的真本事。他博闻强记，学富五车，词采极为出众，是当时名噪江南的大才子，后主对他极为倚重，授以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要职。徐铉也想尽心尽力地辅佐后主，可他同后主一样，也是生就的翰林学士的料子，对于治邦安国，实在也是拿不出什么良谋善策来，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他所占的职位来说，他也是不称职的。
还有潘佑和李平，这两个人素来被世人认为是后主臣中的两大忠臣，的确，他们是对后主颇为忠心，并没有任何叛变变节的意图，但他二人也算不上良臣。
潘佑为文，词采富丽，思路清晰，是有名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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