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同情、支持康梁变法
甲午战争后，在清政府结强邻以为外援的同时，国内朝野人士由于受到战败的刺激，一时要求变法的呼声高涨。此种呼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要求加快加大洋务的进程。因为在李鸿章看来，这次中国战败，主要是由于洋务事业受到极端守旧势力的阻挠而未能放手地进行所造成的。他希望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能使“中国侥幸得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促成中国发奋图强”。所以在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他便极力劝说光绪皇帝，变法自强以战胜敌人。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在李鸿章呼吁“变法自强”之际，在神州大地上奋然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多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变法的迫切性。无论康有为提出的“再立堂构”，还是梁启超主张的“变官制”都是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上两种变法呼声，虽有重大差别，前者是代表封建营垒中洋务派官僚的主张，后者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两者主要的冲击对象都是封建营垒中的极端守旧势力，这使李鸿章非但未感到来自后者的严重威胁，反而认为由于维新变法思潮的高涨，对其愿望的付诸实践是有利的，因此他对康、梁首先产生的不是对立情绪，相反，在某些能够容纳的方面则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光绪二十二年秋，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考察，由于亲自接触了西方文明，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富强，思想为之一变。
他认为：外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比中国强，他对中国进行变法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也促使他在变法运动中，倾向于维新派。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奔走呼号以求变法维新。从1894年起，他们就指陈旧弊，抨击科举、呼吁变法、提倡民主、出版书刊、结社讲演，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开议院，立制度，兴民权，重民权。这些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定国是，表示了实行变法的决心，开始了“百日维新”新政时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维新运动达到高潮，李鸿章进行了一些活动。鉴于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惨痛失败，他十分支持光绪帝“整军经武”的措施，并寄希望于淮军将领聂士成所率30营淮军旧部的整顿；由于从事了几十年洋务活动，使李鸿章对经济相当敏感，他对维新派振兴农、工、商业十分支持。他支持维新派废八股，办新式学堂的措施。“百日维新”中有一件大事。
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孙家鼐任管学大臣。李鸿章为借激进的康有为代替腐儒而取得教权，并用康有为之才及其开通的思想，培养一批能肩负洋务重任的人才，便向孙家鼐推荐康有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道。对于官制，他按光绪帝裁撤闲散衙门的旨意，建议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寺并入兵部，大理寺并入刑部，光禄、鸿胪二寺并入礼部。由于李鸿章倾向变法，因此，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均与他有所接触。个别维新派官员，如翰林院编修徐仁铸，还成为李鸿章的座上客。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在慈禧杀害、监禁维新派时，李鸿章力保维新派大臣、礼部侍郎徐致靖，使他减刑。1899年12月19日，慈禧因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联合华侨倡保皇会，命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以便镇压康、梁余党。李鸿章抵达广东后，在慈禧的三令五申下，不得不做些姿态，按照慈禧的懿旨，颁文“悬赏购线”，以除康、梁，但他私下里对此事却不以为然。
实际上，李鸿章“悬赏购线”捕康、梁，不过是表面文章。1900年2月11日，慈禧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广东本籍祖坟铲平，但李鸿章拖延至4月仍未执行。后遭慈禧严厉申斥，始派人铲平。可是暗中却与康、梁仍有书信来往。当慈禧血腥屠杀维新志士时，李鸿章不怕受牵连，指出“捕新党之谬”，并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人士开脱“罪责”。对于已经逃出北京到达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安危，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李鸿章在一次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时，还试探性地问及日本对康有为如何“处置”的问题。
以上的史实表明，维新变法运动中，李鸿章是支持、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但总的来说，他是表面上观望，暗地里支持。虽然他对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持支持、赞同意见，但他本身依附于封建王朝，不可能公开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赞许和支持，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但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所做的一些较为积极的支持变法的行为，我们应当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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