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中秘和中英交涉
在李鸿章主持的中秘订约谈判和由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交涉中，充分体现了他依据所谓“理”和“势”
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的思想。
秘鲁是虏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
早在60年代，李鸿章就开始关心海外华侨，并惩办过拐骗华工出洋的人贩子。1872年当他得知秘鲁轮船“玛耶西”号拐运、虐待华工途经日本被扣的消息后，立即表示秘鲁为“无约之国”，胆敢拐骗、虐待华工，“不胜发指”，建议清廷派员赴日会审，“彻底根究，以儆效尤而保民命”。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抵津之前，李鸿章反复筹思，拟定了谈判方针。他向总理衙门表示，要“恪承指示，内外一意坚拒”，“据理斥驳”，决不“稍涉游移”。
10月24日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会谈。谈判中，李鸿章顶住各种压力，坚决捍卫华工利益，双方争执很长时间，终于在1874年6月26日签订了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派员前往秘鲁查办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外国侨民一切利益；华工受雇主虐待，可向地方官员及高等法院控告；秘鲁政府负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遣送华工回国。通商条约规定：中秘两国互派使节；两国居民在对方国内享有同等利益和权利，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居住。1875年8月7日，中秘条约在天津正式互换，历时约两年的中秘订约谈判和互换，表明了李鸿章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案而引发了持续一年的中英交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李鸿章是“执意抗争”的，那么在中英交涉中，李鸿章就是“委曲求全”了。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几次派“探险队”从缅甸进入我国云南，进行侵略活动。1875年，英国又派一支大型武装“远征队”侵入云南。英国驻华使馆特地派翻译官马嘉理去云南带路。当远征队进入云南省腾越厅的景颇人聚居处时，与当地人冲突，马嘉理被景颇人杀死。这就是马嘉理案。英国据此向清政府进行要挟，以下旗绝交相威吓。清政府得知马嘉理被杀后，十分诧异，急忙指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速查办，随后又陆续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和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前往查办。对于马嘉理案件的处理，李鸿章始终主张“委曲求全”，和平了结，避免战争。他这种主张仍不外乎基于“理”和“势”的考虑。
1876年9月23日，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了著名的《烟台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银20万两给英国，主要内容是：英国得派员至云南调查，准备商订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子口税一次，全免各项内地税。这些规定扩大了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英国没有动用武力，就取得了继《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之后的又一批特权。李鸿章抱着“其曲在我”的态度，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四）与巴西订阅《和好通商条约》
188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巴西订立了基本平等的《和好通商条约》。
（五）主张“海防”
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成立“哲德沙尔”国。俄、英先后拉拢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在此前后，美、日先后侵犯台湾，造成东南沿海的一时紧张。面对这种边疆危机局面，清政府内部展开“塞防”与“边防”的辩论，李鸿章认为海防重要，他主张从新疆撤兵，集中力量保护东南沿海。李鸿章的洋务企业和军事力量，都在东南。因此，他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
左宗棠反对李鸿章的主张，他认为，海防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若失新疆，则沙俄可得寸进尺，进入内蒙，然后长驱直入，威逼京师，因此，必须出兵新疆。
不久，左宗棠奉命率师西征，平定了阿古柏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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