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创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近代棉纺企业，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新式企业一样，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欺凌刺激下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机器纺织品在中英双方贸易中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到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棉纺织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华输出的商品中日益占居重要地位。由于外国棉纺织品侵入内地，中国棉纺织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陷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此外，西方列强还勾结买办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非法在中国设工厂，以获更大利润。针对这种危及中国轻纺织业生产的严酷现实，李鸿章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李积极着手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初，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卓培芳、长康为帮办。在筹办过程中，因会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暴露，曾一度停顿。1879年秋天，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委派吴仲春，龚寿图两个道员会同办理。但由于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在主持局务的一年时间里，招股集资的工作毫无进展。
到1890年10月李鸿章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的马建忠接办局务，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作为周转基金。马建忠接任后，垫付旧款，添买新机，修造厂房，终于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过10余年的筹备之后开机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绽3、5万枚，布机530台，雇佣工人约4000名。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1893年10月，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工厂失火，全厂被毁，在艰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纺织厂毁于一炬。
上海机器织布局虽被大火焚毁，但它的丰厚利润及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着李鸿章重整旗鼓、继续开办的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1894年9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成立并部分投入生产，有纱绽615万枚，布机750架，工人4000余人，规模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更大。但由于商人不敢贸然入股，李鸿章只得动用官款加以扶持。从而原来上海机器织布局那种官督商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变成从官办为绝对优势的企业。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主持人盛宣怀借口华盛机器纺织厂亏本太多，要实行招商顶替，改名为“集成纺织总厂”，不久又改名为“又新纺织总厂”。所谓招商顶替，实际上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居多，至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由官办又转化为买办资本性质的企业。
李鸿昌倡办、支持开办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不仅为20世纪初中国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也表明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够在当时那种守旧气氛相当浓厚的环境和条件下，比较自觉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促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观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李鸿章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以上五个方面是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及其他工业的主要内容。李鸿章从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在军事思想上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这批企业，未能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而且不同程度上与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无法切断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此外由于它的垄断性，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是，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权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采用机器生产），又不能不刺激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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