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兴学育才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从科举考试中严格训练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在他的心目中埋下了较深的根基；然而随着时势的推移，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渐了解和接触，对比中国落后受辱的严酷现实，李鸿章对八股取士制从怀疑发展到厌恶。而在当时，随着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的阶段，就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但原有的科举制度已经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因而李鸿章认为必须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
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赞许，于是李鸿章挑选上海近郡14岁以下儿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1869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47种，工艺军事类占45种，还有许多著作，如《实用化学入门》、《运规约指》等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1864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提出了“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又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充实与具体化。他明确指出，西方列强“以兵力威胁我们，几乎无一年间断”，而中国却缺乏懂得兵略、“精通洋法”的专门人才，原因就在于朝廷沿袭了以辞章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途径。所以他恳请清政府“大力启开风气，破除拘谨而又缺乏活力的旧习气，求取制胜西方列强的实际技能”。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
据此，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格”，来培养造就通晓西学的人才；二是凡有海防的省份，都应仿效西方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枪炮、化学、电气学数门”，以来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能人”，所学“如有成效”，使其“与正途出身没有差别”。但是，他的这两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没有立即被清政府采纳，而且毫无例外地遭到了以廷官王家璧和于凌辰等人为首的极端守旧势力的一片斥责。他们认为李鸿章提出“学习洋人，极为可耻”。为此李鸿章勇敢地与他们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最后由总理衙门奕欣出面调解而平息，但李鸿章的建议未获批准。不得已，他只好在自己办的制造局中，附设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训练班，以培养技术人才，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校。
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对洋务人才需求的增多，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表现在：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1874年，李鸿章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度本身。1878年2月，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第二，李鸿章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60、70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80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
当时，八股取士制度仍然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醉心利禄的人，大都出身于科甲正途。
从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创造“学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基本成份，也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内容。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学识、声望、地位和权力，尽可能地把扩充洋学作为整个洋务事业的一件大事来实行。
1880年、1885年，李鸿章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折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以充根底。
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除了在国内推进科举改革、兴建新式学堂外，还力排众议，倡导派人出国留学。
设立“洋学局”培养了不少洋务人才，尤其是广方言馆之类专门化外语学校的创办，洋务特别是外交方面的人才愈益增多，但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洋务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广言馆或同文馆的学生长达8年才毕业，他们只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接触洋务方面的事情，往往笑话百出。于是，派遣学生到外国留学就成为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首先提倡派人出国留学的是由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阁，但集支持者、倡导者和主持者于一身的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是李鸿章和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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