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办铁路
在中国最早主张兴修铁路的人并非李鸿章，而是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便于在华推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扩张侵略势力到中国内地，他们开展计划在中国修筑铁路。可见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并非要帮助中国富强，只不过是为了扩大它们的在华侵略罢了。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坚持应以中国人来修筑铁路，不能让外国攫夺路权。据肯德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记载，李鸿章曾向英法等国领事团表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许多外国人；而且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民的土地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认为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可见，很早李鸿章就有自办铁路的想法了。但因考虑到财力和物力有限，一时铁路不能由中国人来制造。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李鸿章这个由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念头进一步深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鸿章倡导铁路也经历了坎坷道路。由于遭到极端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十分缓慢。从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急局势到了空前的程度。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解决洋务军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李鸿章决定倡导建造中国铁路。
1874年，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皇帝梓官之机晋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欣，“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但奕欣却以“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想法。
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交通阻滞，调兵运饷，缓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强”的内在联系，意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他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1876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
李鸿章和沈葆桢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1877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审势地势，妥速筹策”。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
李鸿章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终因费绌而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修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一直未能实现。1880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折，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见自己授意之事业已提出，立即写了一篇4000字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
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铁路的四通八达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欲富，也应抓紧修建铁路。他们的建议，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提出几十条理由反对修铁路，他们甚至搬出先辈祖宗及山川之神来威吓。
同时，洋务派内部意见未能统一，刘铭传被迫收回修铁路的建议。但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的运煤方便，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于1881年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6年又向西延长至芦台，长85公里。1887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890年，因东北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至1893年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64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强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林西至山海关全长100多公里正式通车。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之后，从山海关乘坐火车回天津，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说：自山海关至天津“600余里，半天就可以通达，极为便速。沿途阅视所作桥轨工程，均极坚稳，每里工价，较之西方国家更为节省”。后来，由于清政府随意挪用经费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所以关东铁路无法进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全路接续工程被迫停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在李鸿章的倡导和努力之下揭开序幕的。换言之，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和第一个铁路的公司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封建势力空前强大，反对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和主持修建铁路，体现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气。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之一，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勇于学习西方长技。为了中国早日自立、自富、自强，他认识到兴造铁路有利于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即使是遭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没有灰心和退却，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声和诸多关系，顶住逆流，充分捕捉住各种有利时机，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逐步推向前进。
尤其是在1881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0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总计在北方修建了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尽管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他曾雇佣少数洋人工程师，可是这些人仅从事技术工作，无权过问招工购料、人事安排等属于中国主权方面的事务；尽管为修路举借过洋债，但数额不大，期限不长，利息也不太高，并无折扣和趁此损害中国主权的附加条件。总之，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管理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插手，这些都反映了李鸿章的爱国民族意识。此外，尽管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步伐非常缓慢，经济效益一时未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出来，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建造铁路的成效本身。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铁路的兴办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促进了煤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李鸿章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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