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四月中旬，接到山西方孝杰来信，说是与福公司所订矿务章程已经抚台核准出奏了，大概不久即有佳音，铁云心中更是高兴。四月二十三日保国会又一次聚会于陶然亭，铁云、庆蕃都参加了，康有为慷慨激昂感激涕零地向全体会友宣告，皇上已在今天颁发了“定国是”的诏书，表达了变法维新的决心，于是梁启超意气奋发地用他那广东官话朗读了上谕：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启超读完了，忽然有人振臂高呼：“皇上万岁！”于是众人纷纷响应：“万岁，万万岁！”意气风烈，慷慨涕下。
宋伯鲁是在大会开了之后才匆匆赶到的，散会之后，拉了铁云、庆蕃说道：“请二位同到舍间一叙，有事相商。”
铁云搭了庆蕃的马车，随了伯鲁一同来到宋宅，伯鲁邀入书房坐了，仆人献了茶，退下去后，伯鲁方才郑重地说道：“铁云，山西胡中丞关于与英商订约开矿的奏折上来了，大概是前天递进宫中的。”
“那好极了。”铁云大喜道：“皇上批了没有？”
“批了，可是有人上了奏本把你告了。”
“是谁？”铁云和庆蕃吃惊地问道。
“是内阁中书邢邦彦和云南举人沈鋆章联名具呈，请都察院代奏。”
“奇怪，和云南举人有什么相干？”庆蕃诧异道。
“哦哦，我明白了。”铁云陡然觉得一股寒意从头到底凉澈了背脊，不禁叹道：“人心莫测啊，那个云南举人是我居停主人赵子衡的小同乡，考了两次进士不中，穷居京中，落拓无聊，常作子衡的座上客，也曾见过几面。我和子衡至交，言谈之间向来无所顾忌，酒后狂言，更是肆无忌惮，受聘福公司联络山西煤矿的事他们都知道。大概姓沈的穷极无聊，想告发我以求富贵，联合了邢邦彦上章检举，不知奏折中说些什么？”
伯鲁道：“他们的禀帖虽然早已递由都察院代奏，院中知道我与铁云知交，都瞒了我，其实早就递进宫中，皇上也已批交军机处查办了，只为山西没有出奏上来，一直搁到现在。据军机上的朋友透露给我，禀呈写得很尖刻，大意是：“近闻山西抚臣以千万金将潞安、泽州、沁州、平定等府州矿产，有典卖与意大利国，变名为洋债之议。闻所调之员，若知府方孝杰、刘鹗专门交通洋人，垄断矿利，图饱私囊，贻祸晋沂。刘鹗并自言，典借洋款，终不过朝廷受其累，我辈图饱溪壑而已。”铁云，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铁云涨红了脸，大怒道：“胡说，诬陷，造谣！我何尝说过那样的话？”
伯鲁继续道：“禀帖最后还要求朝廷将你查拿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现在山西奏折上来了，军机处准备会同总署查明前禀一并办理。看来案子就要动了，听说此案落在军机大臣刚中堂（刚毅）手中，此人顽固得很，只怕他小题大做，揪住不放，所以邀请二位来，先递一个信，好作准备。”
铁云愤怒道：“我与刚相无冤无仇，不过为了振兴实业，富国裕民，堂堂正正的介绍洋商与山西抚台合作开矿，有什么贻祸山西的地方？难道眼睁睁让大好矿藏埋在地下，而百姓无衣无食，穷困不堪，坐视不理，才算是爱国爱民有利山西吗？凭什么告我？我不怕！让朝廷查办好了，哪怕闹到刑部去，我也绝不低头。”
庆蕃汉道：“铁云不要气恼，冷静下来商量对策吧。现在朝廷中顽固愚昧的人居多，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教人寸步难行，否则变法维新也不会这么费力了。铁云吃亏的还是申请承办芦汉铁路，羊肉未吃着，惹了一身臊，被张南皮那“均不可靠”四字考语定了终身，即使山西煤矿办成了，有利无弊，或是利多弊少，别人也会横加指责，以为他人可干的事情，惟有刘某人不能干，干了便是垄断矿利，便是图饱私囊，祸国害民。其实盛杏荪办洋务，拿的佣金不知其数，否则怎么有现在上千万两的家当？盛杏荪红得发紫，张南皮都有求于他，可是盛杏荪能做的，刘铁云却不能做，这是个无理可喻的朝廷，只能认吃亏，暂时不要再和洋人到山西去了，待风头过了，查办有了下文再说吧。”
伯鲁道：“此案落在刚中堂手中，凶多吉少，前途很难说，只怕半途里再窜出什么冤家来，火上加油，把案子闹得更大了。铁云是否暂时去南边回避一下，以防不测。”
铁云道：“不论怎么样，总不能因噎废食。福公司和山西方面开矿的事还是要办下去，我要有始有终，不能一走了之。”
“铁云可以暂时留在京中。”庆蕃道：“一番心血，不能半途而废。好在此案最后必定交给总署查办，我在署中可以向王爷说明原委，刚相纵然严刻，总也得敷衍庆王爷的面子，当可大事化小。”
铁云高兴道：“有托实君，我的后半生有无成就，便看此一遭了。”
原来则毅字子良，满州镶蓝旗人，刑部笔帖式出身，只为叨了满族的光，又熟悉案例，以刑部员外郎参与审理浙江余杭县葛毕氏（小白菜）谋杀亲夫一案，受到慈禧太后的垂青，从此官运亨通，先升郎中，后放广东惠潮嘉道，仅仅六年就升了山西巡抚，光绪二十年人为军机大臣。上回张之洞关于芦汉铁路的奏折，提到“刘鹗等四商均不可靠”，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偏是这一回又有检举刘鹗的案子落到他的手中，便在军机堂发了狠道：“刘鹗这样的奸商，上一回宽纵了他，又勾结了洋人为非作歹，他经手办矿还能不贪利卖国？这回非要重办不可。”
等到山西巡抚胡聘之的奏折上来，奏章中果有知府刘鹗的名字，证实邢邦彦与沈鋆章所奏不诬，于是将案子交给达拉密章京顾康民，吩咐将刘鹗从重严办。刚毅此时已是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军机上颇有势力，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已在四月初十日薨逝，继任的礼亲王庸庸碌碌，翁同龢也在皇上颁发了国是诏之后四天被太后罢了官，以削弱帝党的势力，另外两名大臣平常得很，所以刚毅一言可以使人上天，一言也可以使人入地，军机处中没有人能为铁云说话，前途确实岌岌可危。
《老残游记》写了两个酷吏，前一半写玉贤，是影射的毓贤，后一半写了刚弼，有人以为是影射刚毅，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刚毅并不曾在山东做过官，不过是“刚愎”两字的谐音罢了。说穿了，铁云后来下笔写到刚弼时，想到的原型确实就是刚毅，否则百家姓上没有姓刚的，何以选了刚弼这个满人的名字做书中的角色，实在是为开采山西煤矿，受了刚毅的打击太大，结下了冤仇，所以和他开了玩笑。而就刚毅日后在庚子之乱中昏聩误国的表现来看，仅仅写他是个打着清官旗号的酷吏，还是抬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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