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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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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十章 博学多才的明君

  康熙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尊孔崇儒,即帝位后,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他经常和大臣们研讨理学,使满朝文武官员都笃信其说。康熙帝一生励精图治,不断求索、实践,不满足于固守旧业,力争开创新篇,有所前进。

  因此,他虽然一生推崇和提倡程朱理学,却对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有所不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求实思想,即所谓:“君临天下之道,惟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他的求实思想既体现在认识论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关于认识的来源,康熙反对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说,比较重视实践的作用。历来人们视皇帝为真龙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当有人恭维他的知识和才能是“由天授,非人力所及”,他不以为是,反驳说:“尔等试想,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才也?”他坚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并非生来就有,而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得到。他“生性好问”,不仅向著名学者询问,还经常求教于普通群众,其中包括侍卫、宦官、保姆及年长者。

  关于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一再批评汉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

  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为什么言行不符?康熙认为这都是私心作怪,故主张以公心、私心为标准鉴别理学之真伪。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康熙并不否定“天”、“天命”、“天理”,也没摆脱迷信,但在他的思想与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之中,用比较科学的道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与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他不愿接受过分的颂扬,五十六年(1717),他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他常自我反省,并公开自责。四十三年(1704)他回顾四十余年孜孜求治,仍有许多事未做好。他自责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康熙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

  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凡见奏章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就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说:“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

  自二十年冬至六十一年去世,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剌嘛等,纷纷请上尊号,初步统计达十余次。康熙一概拒绝,反复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康熙拒绝上尊号,始终一贯,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实精神。

  康熙一生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哲学思想主流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谨治国,置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社会活动实践中,以实心求实政,探索进取,因而思想中也具有以求实思想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因素。

  康熙当政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得不先后进行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以及进兵西藏等一系列战争。康熙是这些战争的最高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划”,在这些战争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战争并非康熙的嗜好,乃不得已而为之。“譬之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

  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康熙的本意但愿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不过,既然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也不能屈服。“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师旅”。用兵是为了息兵,作战是为了去战。这是康熙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什么?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

  可以看出他很注意人心向背,努力争取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战争问题上有所反映。

  康熙很重视器械坚利和整齐,积极组织武器的制造和改进。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忽略人心向背。二十一年(1682)八月,监察御史拉塞上奏:天下已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地区外,在其他省应禁止火器,不许存留。康熙不以为然,他说:“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不在火器。吴三桂火器之多无所及者,但“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故没有采纳拉塞的建议。康熙在位六十余年,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明在不同程度上争得了民心,缓和了矛盾。他概括说:“以力为卫者一夫之雄也,以险为卫者一国之守也,以德为卫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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