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从事战争的基本力量是军队。康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方针。他紧紧抓住以严肃军纪为中心的军队整建工作。
康熙于每次出师之前，都要求统兵将领申明军纪，严加约束，到三十四年（1695）十二月，又“规酌旧制，参以新谟”，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军令。这项军令共十七条。他令兵部将此军令刊布颁行，对统兵大臣以军令为准进行升赏和处罚。十七项军令内容比较全面，而其中心在不扰民。康熙从实践中看到“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
康熙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相机而行。平定“三藩”之战，原拟在湖南战场进行正面突破，但历时一年多，进展缓慢，各地形势又发生新变化，逐渐改为先剪除东西两翼，继而突破中路的方针，获得成功。
康熙帝酷爱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留意典籍，编定群书。在位期间，除派人编修《实录》、《圣训》、《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之外，还组织文人、学者编纂经、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他对每部书都给予认真、具体的指导，从编辑体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等方面，都作周密的考虑，甚至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
康熙帝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重视经书，尤其重视历史。因此《四书》尚未学完，便主动提议将《通鉴》参讲。康熙帝把修《明史》视为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特殊重视，所定标准很高，要求也极严格。纂修《明史》工作在康熙朝取得了重要成绩。
康熙在长期修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史思想：第一，主张据实直书，反对空言文饰。第二，主张秉公论断，反对讥贬前朝。第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后世。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看到自然科学和农业、军事、治河、防治天灾及人体健康等有着密切关系，便对相关学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康熙帝通过处理新旧历之争，深感作为一国之君，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通晓，才能取得发言权。为了弄清楚新旧历法的孰是孰非，康熙最初向南怀仁、安多学习天文仪器的用法及算学知识，后来又向法国教士张诚和白晋学习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何学。康熙不仅向洋人学习，还细心访求“隐居”乡里的专家、学者。
四十二年，皇帝第四次南巡至德州，听说安徽宣城贡生梅文鼎对历算之学深有研究，便向大学士李光地索取梅先生著作。康熙学习天文、历算及几何知识等，掌握了采用经纬度的精确测绘技术，便购置仪器，利用行巡、出兵之便，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素材，摸索经验。
康熙帝的科技兴趣和科学实验活动极为广泛。除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之外，他对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工程技术等均有涉猎或研究，并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我们从《康熙畿暇格物编》中可以看到，康熙对树木、药材、物产资源、山野动物、江河鱼类、风云雷电、潮汐、地震等，都留心探究。他注意到黑龙江西部察哈延山喷焰吐火，气息如煤的奇特现象；根据瀚海的螺蚌甲，推知远古的蒙古戈壁是泽国。他对我国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谷子，对新疆的西瓜、葡萄，对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农作物生长与南北土性、节气的关系，及蝗虫滋生规律等，都有一些研究。康熙对科学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在古代帝王中实为罕见。
康熙皇帝还十分注意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限制。
康熙年间的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这些文化的内容非常庞杂，有科学的理论、技术，也有荒诞、唯心的殖民主义学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复杂的，他们从事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做过有益的工作，但也暗中窃取情报以帮助大清帝国的敌人。
如何对待来自西方的文化和这些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全盘肯定，盲目崇拜；也有人一概否定、顽固排外。康熙即位时，全国天主教徒已达20万人，比明末增加5万多，当时正是西学传入、崇外派与排外派激烈较量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经过审慎的研究和抉择，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摈弃其谬论。
利用传教士的技艺，诚恳支持传教士从事有益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学术交流，限制他们的传教活动。
康熙首先正确处理了以杨光先为首的排外派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天文历法。汤若望等人以地圆说为理论指导，采用了中国赤道坐标，放弃了欧洲使用的落后的黄道坐标，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并运用近代数学、几何学、力学等科学知识实际运算，因而其理论、方法先进，推算比较精确。杨光先等使用赤道坐标是正确的，但坚持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理论上是落后的，又缺乏近代数学、几何学等知识，推算误差较多，他们不肯取西方天文历法之长补己之短，固步自封，盲目排外。除天文历法外，还有宇宙观上天与上帝之争，关于中国人类与文化起源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和斗争很复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
顺治时期，清政府任用汤若望主持钦天监，钦天监官员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清政府对他们之间的斗争及杨光先的上书均不予理睬。四大臣辅政时期，杨光先向汤若望等发起猛烈进攻，并得到了辅政大臣的支持。南怀仁等被捕入狱，汤若望被革职。顽固守旧的辅臣支持杨光先废新历法，复用旧历法，混淆政治与学术问题，因政治问题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抛弃了，以行政命令处理科学技术问题。但是科学技术不因行政命令而获得解决，旧历法的错误依然存在。
康熙亲政时，面对这一复杂的矛盾与斗争，首先虚心学习，通过辩论和实际测验明辨了是非，为新旧历法之争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之后，他毅然决定复用新历法，并不顾旧势力的阻挠，任用南怀仁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为已死的汤若望等平反昭雪。康熙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最成功之处在于，从千头万绪之中把学术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他明知双方的争论都混杂着政治内容，又有辅臣鳌拜参与其中，但他对西方传教士用其科学技术之长，不因其是外国人及其在政治方面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而一概否定和弃之不用；也不因急用其科技之长而在政治上作无原则的让步。
康熙非常注意招聘西方各种专门人才来中国工作，任用南怀仁之后，又根据南怀仁推荐，先后聘用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等到钦天监和皇宫任职。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去世，不久，经南怀仁在世时倡导而决定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刘应、洪约翰等来京，三十六年（1687），康熙又命白晋为“钦差”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后来有不少西方人来华。这些来华人员受到康熙的任用和优厚待遇。
康熙任用西方传教士，旨在吸收西学之长，发展中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如：令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并制造兵器；令白晋训练、组织中国测绘人员；命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大型天文、历法、乐理丛书。来华工作的西方教士，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府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上、皇子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同时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烈女传》等传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西方传教士为传播西洋天主教来到中国，对这一点康熙很清楚，但他要吸收的西方文化却不包括宗教。
他对臣民说，天主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总之，康熙排除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干扰，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同时，对西方荒诞不经的哲学和宗教理论弃而不取，不失为高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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