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经济发展，财政好转，乃至治国安邦，均离不开农业。自古以来，圣明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康熙熟谙历史与国情，在《农桑论》、《重农桑》等文中，精辟概括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衣来自农桑的道理。
他说：“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同工）废则寒之原。”因此，国家不能不关心民生，不能不重视农业，“前史民乱，率起于饥”，历史的经验不容忽视，何况“国家赋税皆出于农”。所以康熙特别重视农业。
康熙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看人种庄稼，而且自己也把各种种籽种到地里，以观察收获的多少。他的这种兴趣一直坚持到老。康熙六十多岁时写过一篇《刈麦记》，其中说：“在收获的时节，看到苍颜老农欢庆秋收，黄口孺子不再愁饿肚子，这才是我真正的快乐！”
为了使人们穿衣不忘织女之寒，吃饭不忘农夫之苦，他命人画了一册《耕织图》，每幅图旁边都由他题诗一首，然后刻板印刷，广为流传。
康熙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是从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的。明末清初，中国大地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康熙登极之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耕地总面积在570至580万顷左右，比明朝万历年间少150至200万顷。康熙从他父亲手中接收的是一座空虚的国库，不仅无积蓄，而且每年入不敷出，缺饷400万两。他虽有“惟愿天下易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但也暂时无法实现，为了巩固一统江山，镇压分裂割据势力，不得不继续增加人民的赋役负担。
后来，康熙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他亲自部署边疆屯田。他于二十五年（1686）三月，命副都统马喇赴黑龙江督理农务，对他说：“农事关系兵饷，须积贮充足。其在驿递人夫亦令合力播种屯田。尔等前往，务期农政修举，收获饶裕，年胜一年。”三十一年（1692）二月，他命都统瓦代等往达尔鄂莫等地耕种。针对边外气温低的特点，他指示要及时广播麦种，深耕田垄，勤谨耘耨，耘时莫将土压住草根，以免其重新发芽；耕种太稠密，禾苗虽可观，但收获少，稀疏耕种，反而得好收成。三十二年（1693）二月，他命内大臣公坡尔盆等去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督耕，因为该地风寒，特别叮嘱：田垄要高；一般作物不收，种早熟的麦与油麦、大麦、糜黍有益；可问当地人宜种何谷。还说：“朕曾问老农，皆云：将雪拌种可以耐旱。尔等试为之。”当他得知该地缺乏耕牛、农具，立即指示：所用耕牛在御厂内取用，耒耜等项铁器著支用库银制造，从驿站运送。
康熙帝想方设法鼓励百姓垦荒。康熙即位后，许多官员先后上疏，强调国家生财之道以垦荒为要；并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办法。河南道御史刘源濬认为，产权不稳和起科太急是影响垦荒事业发展的两大障碍。过去无人承种的荒地被开垦耕熟之后，往往有人来认领，引起诉讼，结果开垦的人劳而无功。过去对新开垦的地，开种就要起科，承担杂项税收，所以百姓对开荒没有积极性。康熙帝批准采纳了刘源濬的建议，明确了开荒的产权，延长起科年限。
康熙帝还决定永远革除“废藩名色”，改变废藩田产的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这种改入民户的废藩田产叫“更名田”。承认这部分土地归垦种者所有，有利于鼓励人们垦荒，对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一大促进。
有些地主将土地撂荒，一旦农民将它们开垦起来，地主便以产权所有前来索要，或干脆不许农民开垦。
针对这种情况，康熙帝明文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使这部分开荒者也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获得土地，其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关于起科年限，康熙十年（1671）决定放宽至四年起科。第二年又决定，宽延到六年起科。到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康熙考虑到：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又决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因为“三藩”叛乱，筹饷紧迫，十年起科的规定未能认真执行。平叛期间，基本是三年起科。
康熙十八年（1679），平定湖南，康熙重新规定：“开垦荒田，仍准六年起科。”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日见好转，已开垦而未升科的土地越来越多。康熙对此了如指掌，但他态度很明确：“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让民间分享一些垦荒的实惠。
康熙朝对土地从未进行大规模丈量，所谓清查也不严格，全靠自报。如果业主隐瞒土地，后来自首，只从自首之年起科。康熙总的精神是放宽对新垦土地的起科年限，从而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康熙年间，垦荒积极、踏实，加以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因此收效较大。据《清会典》记载，全国民田总数顺治十八年（1661）为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增至608万顷，雍正二年（1724）达到683万顷，这里还不包括将近40万顷的军漕屯田、17万顷的内务府官庄和八旗庄田，以及各省的“在官地亩”、“学田”等。从康熙朝中期起，不少人在山区荒岛从事开垦，更有大批农民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到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开垦荒地。因此，康熙后期，全国田地总数实际已达到甚至超过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流移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使破残的小农经济结构得到恢复。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帝于西苑（今中南海）新建丰泽园，辟稻畦数亩，植桑树十余株，一有空闲，“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进行实验。
一年六月下旬，水稻刚出穗，康熙“忽见一棵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便将其收藏，留作种子。第二年试种，看它是否还早熟。果然又是六月成熟，较一般水稻早两三个月。“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终于用“一穗传”育种方法，培育出早熟新稻种。“以其自生苑田，故名御稻米”。御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由于生长期短，适于北方，南方可一年两熟。种植成功后，不仅宫廷内食用皆此米，而且推而广之。康熙于五十三年（1714）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欲发展双季稻。他首先把一石御稻种发给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頫，令他们试种双季连作，渴望“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但李煦和曹頫初次试种御稻双季连作，因下种太晚，没有取得成功。第二季结实甚少，或根本未能成熟。康熙不灰心。翌年，他派专人去苏州指导，提早于三月插秧，结果获得成功。第一季亩产与其他稻种相当，第二季亩收二石一二斗至二石七八斗，亩产量大幅度提高。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