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定“三藩”之乱
成功地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统治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
康熙帝亲政之后，以三藩、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夜思日想，其中，又将处理“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藩”是指封建王朝的属地。“三藩”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来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他们原先是明朝镇守辽东的边将，后来相继投降清朝，充当引路人，领着清兵开进中原，攻打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招降汉族地主，一路打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顺治皇帝封他们为王，给予优厚的待遇。后来，他们逐渐扩大了私人势力，各自拥兵在手，独霸一方，成为朝廷的威胁。
三藩之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强，地位最高。吴三桂“先世由徽州（今属安徽）至高邮州（今属江苏），流寓辽东”，遂入籍辽东。吴三桂自幼习武，20岁左右中武举，历任游击、参将、副将等职，崇祯十二年（1639）晋升宁远（今辽宁兴城）总兵官。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锦会战结束，明朝13万军队大部分死伤、瓦解，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逃回，收集逃亡人员，兵力从3000增至三四万，力守宁远，为明朝廷所倚重。清军占领关外各城，惟有宁远未攻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城部队戒严，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吴三桂奉诏进京行动迟缓，每日只行数十里，二十日至丰润，得知农民军已于前一天入京，便率人返回山海关。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以故土，晋爵藩王”。
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农民军“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使他不寒而栗，最终投靠了清朝。
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清军与吴三桂联军大败李自成，多尔衮即日“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是那里的土皇帝。那两个省的大小官吏由他任免，税收一律供他使用，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各省的税收中再拨给他白银2000万两，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吴三桂把南明桂王的宫殿作为王府，又私自将明朝云南军阀黔国公的700顷庄田据为藩庄。为了巩固权力，他加紧操练军队，采买大批军械马匹，给手下将校的儿子和地方权贵们的子弟讲授兵法，培养年轻的军官。吴三桂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怕朝廷对自己不放心，就经常在少数民族地区挑起战争，借以表示边疆多事，少不了他。他花重金从苏州买回40个15岁的歌童舞女，自己每天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观看歌舞，寻欢作乐。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也都专横跋扈，各自为政，只不过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吴三桂。三藩的存在，成为清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巨大障碍，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所以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便把“三藩”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要想长治久安，非撤藩不可。
有一天，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大臣去看望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吴应熊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为妻，作为额驸（即驸马）住在北京。谈话当中，内大臣开玩笑似地对吴应熊说：“当初朝廷赐给平西王大将军印信，是因为西南边疆有战事，现在全国平定了，怎么还不上缴大将军印呢？”吴应熊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皇帝的意思，连夜派人前往昆明，告诉吴三桂。吴三桂没有办法，只好上缴了平西大将军印。不久，康熙皇帝又派人对吴三桂说：“您年纪大了，又有眼疾，不能过于操劳，云南、贵州事务让地方官去管理吧。”后来，朝廷又借口兵多饷少，裁减了“三藩”手下兵卒。吴三桂见朝廷一再限制他，满肚子不高兴，便做起了有朝一日反叛朝廷的准备。
撤藩的实施是从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告老还乡开始的。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平南王尚可喜年届70，因受不了其子尚之信的挟持，向朝廷提出要求告老还乡，并请求让其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封爵，继续镇守广东。19岁的康熙帝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他很快同意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请求，但不准其儿子接替爵位，以广东已经底定，应将家属兵丁均行迁移为由，决定将其全藩撤离。准尚可喜全藩撤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于五月初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态度比较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随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
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风声后，派人把消息送到昆明、福建。吴三桂马上与谋士们商量：“尚可喜提出撤藩，我不提就不好了，所以也准备请求撤藩，试探一下。”谋士刘玄初劝他说：“皇上一直想调开你，一直不好开口。现在你若早上提出撤藩，皇上晚上就巴不得把你调开。”吴三桂不听，并说：“我主动上疏撤藩，皇上肯定不敢把我调开。这样还可以消除他的疑虑。”这样，吴三桂、耿精忠很快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将撤藩申请送往北京，意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
康熙帝接到奏疏后，立即降谕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同意将两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等对迁移耿藩意见一致，但是对是否迁移吴三桂却产生分歧。有些大臣替吴三桂说话：“平西王镇守云贵边远地区，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一旦撤出，边疆空虚，不得不重新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定会骚扰百姓。还是不撤为好。”只有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及苏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将吴三桂及所属官兵家口一起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康熙帝斟酌再三，坚持三藩并撤，降旨：“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反对吴三桂撤藩者，主要是怕他造反。康熙对此已有所考虑：“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康熙帝于十二年（1673）八月，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多有风险，于折尔肯、傅达礼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把、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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