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缓和满汉民族矛盾
粉碎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大权归一，迎接年轻的康熙帝的是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如何处理好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十分费神的事情。
满汉民族矛盾在顺治年间曾经十分尖锐，后来，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斗争遭到镇压，南明朝最后一个桂王政权被消灭，明清之间的战争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汉族地主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复辟明朝已不可能了，便转而支持清王朝。但是仍有少数人继续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从事反清活动，有的抗纳税粮，有的印刷反清书籍等。
康熙皇帝总结先人统一辽东和内蒙古的经验，深知单凭武力不能使统一局面持久，必须争取民心。康熙帝清楚地意识到，汉族地主阶级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利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精通这些经典的汉族士大夫可以帮助自己共同治理国家。
康熙帝即位后就着手修改顺治年间一些明显压制汉族的法律与政策，通过停止圈占土地、修订《逃人法》，同时全面调整江南政策，照顾了南北汉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在新形势下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开创了光明前景。
康熙帝采取了许多实际有效的行动缓和了满汉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其中尊孔崇儒既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也是其治理国家的需要。
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清代，除太祖努尔哈赤晚年一度执行诛儒政策外，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执行尊孔崇儒政策。据历史记载：“世祖等好儒术，手不释卷”，并采纳给事中张文光的建议，按照明朝嘉靖十九年封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康熙帝大有乃父遗风，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从8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因没有设经筵日讲，他就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读经书、写汉字。张、林二人原是读书人，后成为宦官，他们不仅教康熙读书，还能讲说明朝典制及宫廷轶事，使康熙帝受益匪浅。乳母怕他过分劳累，把他所读的书藏起来，祖母也劝他不要过分勤苦，他不为所动，仍然勤学不辍。
康熙八年（1669）四月十五日，擒拿鳌拜之前一个多月，康熙帝采纳汉官的建议，乘车亲自到太学庙祭祀孔子。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于棂星门外下车，步行进大成门，到孔子位前行三跪六叩头礼。亲自祭奠完毕，又听满汉学者讲《易经》、《书经》，并鼓励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
后来，康熙帝一直推崇孔子的道治，不断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自到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头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文书写。康熙帝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令汉族士大夫备感亲切。
康熙皇帝深知儒家思想十分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认真学习，始终不渝。剪除鳌拜之后，他便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他于九年（1670）七月，召国史院学士熊赐履至瀛台试讲。十年（1671）二月十七日午时，他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十年四月初十首开日讲。日讲官都是皇帝从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官员中慎选的德才兼备、学问优长之士担任。一些日讲官兼皇帝的起居注官，与皇帝接触多，特别受信任，晋升快。这些人中，汉人占绝大多数。从康熙十年三月到二十三年九月他第一次南巡前，汉人任此职的共42人，其中江南（今江苏、安徽）18人，浙江10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今湖南、湖北）五省共32人，占总数的75%以上。这说明康熙帝早在南巡之前就对江南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注，为日后江南人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熙帝对儒家学说学习十分认真。每天没有上朝理事之前，五更就起来诵读；晚上处理完政务稍有点闲暇，他就复习日讲内容仔细琢磨。他这样苦学，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但从不放松。康熙帝在听讲过程中，经常向日讲官咨询时政，有疑必问。逢外出巡视，或去南苑围猎，也从不停止，必须让讲官随从。
康熙皇帝还不断改进传统进讲方式。他于十六年（1677）三月十二日决定，今后讲官进讲完毕，他要适当进行复讲，以加深理解，巩固记忆。不久，他又从听后复讲改为听前先讲，他试讲后，讲官再针对皇帝的理解程度进讲，这样学得更深入。有时，他还于听讲之后谈体会。一部书学完之后，康熙帝还主动要求讲官抽考，考核学习成绩。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康熙帝已能对讲述的内容加以评论，并提出具体要求。
康熙帝以儒学治国，于九年（1670）十月九日发布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颁布全国，要求切实遵照执行。康熙皇帝倡导信奉儒家思想，有利于联络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
康熙皇帝曾于内廷设立了南书房。入直南书房的官员多是才华出众的汉人，他们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字、讲求学业、时备顾问，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使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惟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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