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的北京生活
1899年秋，秋瑾在家仆楚五和女佣香莲的陪同下，乘船从长江经大运河来到北京。当时，子芳已到北京在父亲为自己买到的官位上任职了，父亲黼臣亲自陪同儿子赴任，在父亲的催促下，子芳写信催秋瑾来北京。
“工部主事”，这就是之前黼臣四处活动为儿子所捐得的官职。
黼臣花费了10000两白银，使20岁的子芳被破格任用担任政府要职，当年，清政府建设海军的军费预算是四百万两白银，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慈禧为了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10000两白银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卖官所得的大部分钱款都被各级官员装入自己腰包，只有极少部分被纳入国库，黼臣明白，花钱贿赂只是买官成功的一个因素，最根本的是因为自己身为湖南财阀，一些亲朋好友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这些人不仅在自己经商过程中，而且，在为儿子除掉竞争对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身为曾国藩派系中的一员，黼臣深知金钱和权力必须结合在一起的道理。
初到北京时，因未找到合适的房子，秋瑾只好暂住在设施简陋的客栈里。不久，搬到北京西城椿树胡同。子芳每日去公署，由于不懂业务，对相关的事务也一无所知，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周围的同事对新来的富家子弟敬而远之，无人期望他能干具体工作，使子芳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闲差”，于是，白天无事可做的子芳，晚间忙于和“朋友”喝酒赌博，常常玩到深夜。在湘潭生活时，子芳已经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秋瑾非常厌恶公公运用金钱和权力为儿子买官，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丝期望，希望这次丈夫来北京任职，远离湘潭那些酒肉朋友，可以改变游手好闲的不良生活习惯。期待丈夫担任公职后，可以或多或少地收敛一些。秋瑾自身也希望改变生活环境，在首都北京这个充满新思潮的地方汲取政治营养。但是，秋瑾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百日维新失败后的北京气氛沉闷而压抑，西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清政府上层官僚对于西太后执掌朝政胆战心惊，担心危及自己的性命，无心处理国内外的危机，下层官员则只顾中饱私囊，贪污成风，腐败已经渗透到各级政府官员。
子芳就任后，因为不熟悉情况，实际上是在同事的指挥下工作。每天忙于招待同事，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子芳的下属都是些举人或举人以下各级科举考试合格后进入官府的，他们不仅年龄比子芳大，而且，学识和经验远比子芳丰富。私下里大家奚落子芳是“帽子”，巧妙地利用着这个名义上的上司。子芳也觉察出自己的尴尬处境，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得不谨慎小心地应对着官场上的是是非非，因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
没有应酬时，子芳往往回家吃晚饭。为了掩饰在官场上的屈辱和抑郁，经常喋喋不休地吹嘘百姓怎样尊敬官吏，自己的地位如何重要等等。开始时，秋瑾为了消除丈夫心中的烦闷耐着性子听着子芳的唠叨，渐渐地开始厌烦，觉得丈夫的视野仅仅局限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心胸狭隘，缺乏青年人的远大抱负。
子芳当官不久，就开始耍大男子主义威风，久而久之使秋瑾非常反感，夫妻二人经常吵架。一天晚上，两人正在默默地吃着晚饭，借着酒性子芳又老调重弹地说起官场上的琐事，越说话越多，日常对家庭生活的不满也迸发出来，攻击的矛头转向妻子，教训秋瑾说，女人就要服从男人，读书有悖妇德。嘲笑妻子是“书呆子”，光看人家的东西，自己没头脑。性格倔强的秋瑾没有默默忍受丈夫的侮辱，据理驳斥丈夫的谬论，子芳被驳得哑口无言，颜面丢尽。恼羞成怒地用筷子敲着桌子，接着，摔门而出，去找那些赌桌上的朋友。秋瑾口才出众，在日后留学日本时，曾在东京神田的留学生会馆设立演讲练习会，组织留学生发表演说。为了反对日本实施《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曾经成功地说服动员数千名中国留学生集体回国，充分体现出她卓越的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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