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芹想到这种情形，深深感慨。
然后他又想到了从小熟读的最出名的《三国》和《水浒》。从中他又悟到了一条重要的道理——从古以来，小说主题是什么？是人，是人物、是人材——更是人材的遭际和命运。
这个巨大的主题涵盖所有的民间文学、野史剧曲，都是表演这些可钦可慕、可歌可泣的人材的故事。
雪芹再一个思索的环节是什么呢？
那就是帝王将相、强盗英雄，这两种人是不必重复写了，惟有一种人物人材，历来无人下工夫抛心血去集中着力地表现——妇女中的人材和英秀豪杰人物。
他立志要写写她们，为她们传神写照，并且他写出来的这部书要与《水浒》相对照！
中国奇妙的汉字文学，极喜欢对仗。曹雪芹立即想到：我的这些“红粉佳人”正好与施耐庵的“绿林好汉”是一副绝妙的对子！
曹雪芹的选择要认真实行起来，却有重重难关挡在面前，阻碍他顺利地前进。
第一个难关，他得打破历来已久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俗套。这种俗套最常见的是：
“淫妇型”——受《金瓶梅》的影响，而且变本加厉。
“神异型”——受《女仙外史》的影响，与“人”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
“佳人才子型”——这个俗套来历最久远，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后千百种小说剧本都被它牢笼住：总是一个绝代美人，遇见一个才子，二人“一见钟情”，缔结婚姻，又遭曲折苦难，最后才子做了高官，佳人成了太太，团圆荣耀，美满幸福。
这些已经成了模式，人物不过改换名姓，大同小异，变成一种“文学符号”，而且毫无精彩的文笔，动人的灵性。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使人倒尽了胃口。
为此曹雪芹首先要打破这些枷锁。写妇女中的英才，不能让她们神化仙化，而是要写出她们的实际外形与内心。中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封闭式生活，不许与外界交流，不许会见外姓非至亲的男子，只许在自己的秀房之内做花红，操持家务。那么曹雪芹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从最平常、最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现和撰写他心目中的人物，这个难关之巨大，可说是超过了其他的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期间，曹雪芹练就了一手好画，尤其擅长画人，画妇女。他画的不是传统式的高髻长袖的没有个性的“古装仕女”，而是当时现实里的美好的少女。
从八岁到十二岁这几年，雪芹的家境日益好转了，中国的古话说得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的遭遇不幸是严峻的，但历史的条件仍然足以使年少的雪芹逐步恢复了“公子哥儿”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在《红楼梦》的卷头，留有他的一段自叙：
“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辈，背父史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
这是他在三十岁时回顾他幼少时期的一次自白，话是十分简约，内容却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可惜现代人已经无从知道其经过详情了。然而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他与父兄师友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说明他确实度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少年生活。
清代八旗人的奢侈享乐风气是一般的汉民富人所不能比拟的。旗人的初期，入关以后渐渐受了明代汉人的熏染，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艰苦朴素的品质，而流向奢侈玩乐。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其享有特权，发财致富，追求享受是必然的。早期的皇帝常常以此为忧，时时加以告戒，但无济于事。再加上经过了康熙六十年的盛世，八旗人口迅速增长，财力日富，这些人不必也不许经商做工，就可以有官定的收入，因此大多数都是游手好闲，一味寻乐戏耍。所谓“纨绔”，就是对这类子弟的一种雅称。
至于曹雪芹自白中的“潦倒”一词，对其来讲，就是不务正业，不守礼法，任性纵情，放浪行骸的意思。正因为如此，这种人大抵到了最后总是流于贫困，无职无业，于是“潦倒”又有贫窘无路的引伸意义。
这也正是曹雪芹日后的形景。此为后话。
就在曹家的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清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雍正死了，宝亲王弘历继位了！
这个大变故，给清代历史带来了起死回生的福音，也给曹家带来了狂喜，正是一种不敢明白表现而又发自内心的“喜心翻倒”。
雍正死后的当年九月初三，弘历继位，下诏第二年“改元”，朝号为乾隆。
从九月到十二月，一连串的大赦的恩旨下来了。
于是曹家早先的亏空罪，按照明文条例，也就一概免掉了。
新皇帝特别提出一条对谕，要人们“合合睦睦”。
这一条正是针对雍正一生杀害骨肉的罪状而提出的。
雍正在位的时候，已经使社会风气、人际关系、伦理道德，都大大地反常了，所以弘历一继位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于此，康熙老皇帝特别强调的讲解四书之一的《大学》的开头几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换言之，康熙帝以为中国的古训最高的善与德，就是亲亲睦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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