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这时的诗，清静闲适中浸透了凄风苦雨。
他孤独，他烦闷，他懊恼！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疾苦。
会昌三年，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
石雄，刘沔之将，守边疆，引兵战乌岭，破五寨，痛击回鹘的侵扰，并迎太和公主归朝。这是在边境立功的大事，这时白居易年已七十有三，还很关心国家大事，写了如下一首诗：
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鸶，绘画为图，偎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
塞北虏郊随手破，山东贼垒掉鞭收。
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八潞州。
剑拔青鳞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
须知鸟目犹难漏，纵有天狼岂足忧。
画角三声刁斗晓，清商一部管弦秋。
他时麟阁图勋业，更舍何人居上头。
从这样的作品，以看出白居易到了晚年还有歌颂边疆立功的壮志。有人以为他年龄一高便万事颓废，其实并不是全面看问题。
当时在洛阳龙门潭的南面，有一段河滩，礁石连绵，长达十里，叫做“八节滩、九峭石”，来往的船筏，常常在这里撞石遇险。船工们经过这里，总是提心吊胆。为了求得平安，他们不得不赤足裸体，下水推挽。寒冬腊月，也是如此。诗人看到此种情况，内心十分不安，一种揪心的痛苦时时折磨着这年迈的人。
为了使来往的船只顺利经过此处，更为了那八节滩下的累累白骨，白居易决定开凿险滩，疏通航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为百姓们做一点事。但是此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由于一生为官清廉，向来没有什么积蓄，家中生活有时甚至困窘到变卖田产来维持。前年元稹家人赠送的润笔巨资，又全部捐出修葺了香山寺。但诗人决心既定，便拄着竹杖，克服一切困难，四处游说。最后终于得到几位僧人的支持和资助。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险滩终于疏通，使得“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在正式通航的那一天，白居易写了两首《开龙门八节石滩》的诗，刻在河边的一块巨石上，其中一首写道：
七十三岁旦暮身，誓为险路作通津。
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双，八寒阴狱化阳春。
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白居易的这一义举，固然是出自对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诗人“暗施慈悲与后人”的思想因素。诗人自己也说：“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佛家财。他时相逐西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可见佛家“功德福报”的说教，对诗人是有相当影响的。
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白居易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共七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同宴于履道里家中，号为“七老会”。他们虽然是“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但豪兴犹存，“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到了夏天，又加入了136岁的李元爽和95岁的僧如满，凑成了一幅“九老图”。他们每日饮酒赋诗，高谈阔论。白居易的豪壮气概不减当年，因此留下了《七老会诗》、《九老会诗》等诗篇，成为一段佳话。
第二年，即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在一场重病之后，终于与世长辞，时年75岁。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松柏常青的龙门琵琶峰下，墓前刻着“唐少傅白公之墓”几个大字。
诗人生前想着人民，人民怀念着死去的诗人。每当四方游客来此，总要把醇厚芬芳的美酒洒在他的坟头，这在当时叫“酒祭”。所以，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佳话：白居易的坟头，不时还飘散着芬芳的酒香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他自幼好学，擅长工文，累登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初入仕途，任校书郎，晚年以少傅告老还乡，先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在黑暗的官场中，他不为权贵所屈，不受党争之累，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作为言官，他是净臣；作为郡守，他是清官。他“缀玉联珠六十年”，著文75卷，诗笔大小共3849首，在诗歌、散文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写作的目的非常明确：“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都是为现实的意思。他是我国文学史上公认的有杰出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由于写作着眼于现实，是为了有补于国计民生，所以白居易的诗歌还具有形式上通俗易懂的特点。唐代的民间文学很发达，他不但不轻视，还加以学习。如他的《新乐府》五十篇，每篇句数、字数都不定，形式自由活泼，这就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
在用词上也很少有晦涩难读的字眼，倒是有许多当时的流行口语被吸收了进去。
白居易的诗内容充实，又明白如话，所以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他的诗歌在当时就流传到日本、朝鲜和中亚各国。所以，当白居易在洛阳去世的消息传到京都长安时，宣宗帝李忱就曾说过：“文章已满行人耳。”这种情况在历代诗人中是很少见的。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形式上、风格上和语言上，不仅对当时的诗坛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后世的文学影响也颇大。他的成就，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诗人中，没有人能超过他。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他也是第一流的大诗人，可以同屈原、李白、杜甫等并列。
他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44岁贬江州司马以前，政治上锐意进取；44岁至51岁，即贬官江州到外任郡守以前，政治上处于失望与希望交织之中；51岁出守杭州以后，灰心于政治，流连山水，沉湎于声色，热衷吏隐，栖心释老。白居易从积极于世到消极避世，由“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表现了封建时代一般正直的知识分子得意时亢奋，失意时消沉的共性，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阶级的局限。
虽然白居易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失败了，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成功是巨大的。正因为他“文章已满行人耳”，难怪后人要“一度思飨一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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