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路》是借夫妻用来比喻君臣的。诗中描写妻子诉说丈夫变了心，不能与她白头偕老：
“君心好恶苦不常，好生羽毛恶生疮。”
但她还不是那种古人所说的“年长色衰为人弃”，而是容颜未改，丈夫的心变了。她有苦难言，终日以泪洗面，慨叹此生不幸而成为女子，这辈子的苦乐都得由着别人掌握。从这里诗人引发联想：“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诗人暗暗指责国君好恶无常，反复多变，伴君如伴虎，做臣子的不但苦乐不由自己，稍有不妥，便会被贬惩处，甚至时常有“朝承恩，暮赐死”的事情发生。这样也就转到了诗的主旨上来了，夫妻不终，罪过在于做丈夫的。君臣不终，责任在于做皇上的。
《涧底松》是对不得志的寒俊深表同情，同时为国家不能物色贤俊以致埋没英才而深为叹惜。诗中描写生长在深山涧中的松树，高百尺而有余，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是“天子明堂”的最好的栋梁之材。因为生长在没人发现的深涧底，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
当时的士大夫，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出身贵族大地主阶级的世族，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是由于袭荫制度和家庭、社会关系作纽带，往往能得到高官厚禄；另一种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常常受到前者的歧视、排挤甚至打击。白居易就属于后一种人，因此就对不得志的寒士们深表同情。白居易在诗歌中以涧底松与山顶草相对比，用来比喻“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官场现象。白居易认为“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而事实上往往是“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白居易沉重抨击门阀观念，同时为国家不能物色贤俊以致埋没英才而深为叹惜。
《上阳白发人》描写的是一位玄宗末年选入宫中，入宫时年方16，而如今已69岁的老宫妃。她入宫以后，还未看见过皇帝的面，被杨贵妃远远地瞥见，随即暗地里打入上阳宫，她这一生都是独自一人度过的。诗中说：“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这里的“置别所”就是打入冷宫，“上阳是其一也”。这位宫妃在上阳宫内过着秋夜残灯照壁，冷雨敲窗；春天闻莺啼惊心，见双燕生羡的悲凉孤独的生活。
白居易这首诗名义上是讥讽玄宗，实际上是讽谏当时的宪宗。诗人对历代皇帝在后宫里养着无数良家女子非常反感。当时宪宗时后宫宫女很多。元和四年他乘大旱求雨之机上疏宪宗，“请拣放后宫内人”。
因为在民穷财竭社会动乱的当时，后宫里养着这么一大批不能从事劳动的宫女，就要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而且后宫怨女颇多，也势必使社会上增多旷夫——大批良家女子选入后宫不能不影响社会上的婚嫁问题。白居易在上表宪宗的奏疏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宫这么多的良家女子，“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縻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闲怨旷之苦”。说得非常切中时弊。
《陵园妾》是和《上阳白发人》同类性质的诗篇。
与上阳白发人相比，陵园妾的命运就更悲惨了，她们面貌像花一样可爱，而命运却如同树叶一样，“一奉寝宫年月多”，“青丝发落丛鬓疏，红玉肤销系裙缦”，“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生不令出”。可怜她们美丽的青春，就在日夜陪伴着帝王的尸体中度过了。在这所谓“皇恩浩荡”的帝王家，不幸的又岂止是这上阳白发人与陵园妾岂不闻“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她们的境遇，实在是令人同情。
《红线毯》和《缭绫》，是为“忧蚕桑之赏”、“念女工之劳”而作的。纺织女工辛苦而劳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绒红蓝染”，“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她们千辛万苦地织成了巧夺天工的红线毯和缭绫，被地方官吏巧取豪夺后送进宫里。那“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的缭绫，被“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成为舞女的衣裙；那“彩丝茸茸香拂拂，练软花虚不胜物”的红绣毯，作了“披香殿上毯”，舞女们在上面跳舞唱歌：“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诗人愤怒地谴责了那些“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地方官吏，并且严正地指出：“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杜陵叟》是感伤于农夫的困苦而作的。诗人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手法，通过杜陵叟这个人物形象，反映了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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