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白居易也不可避免地写些歌功颂德之作，说些违心的话。元和五年（公元819年）正月，宪宗命翰林学士们都要撰写太平乐词，以便配乐演奏。白居易写了七首，其中有歌颂的的言词，但在歌颂的言词中也流露出自己的主张。如《大平乐词二首》云：
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
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
这首词是提到了“节俭”和“销兵”问题，而且强调说，“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这就是告诉宪宗说，要想天下太平，就不应该打仗。
这年冬天，河北战事又起。战争的起因是这样的：
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他的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早就想革除河北三镇世袭这一积弊，乘王士真死，拟另外任命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从，便发兵讨伐。由于朝臣意见不一致，事情暂时搁置了下来。王承宗经过好长时间得不到朝廷承认，也很害怕，便上表自诉，同时愿意把德、棣二州归中央管辖。九月唐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薛昌朝为德、棣二州的观察使。由于王承宗受人挑唆，派兵把薛昌朝囚禁起来。宪宗派宦官去命令王承宗把薛昌朝放回德州，王承宗拒不奉诏。于是宪宗于十月下诏削去王承宗的官爵，发兵大举进讨，然而昏庸的唐宪宗却把用兵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吐突承璀。
白居易认为，这场战争事关重大，必须选择良将，委以兵权，决不能以宦官为帅，便上疏直谏。他在《论承璀职名状》里说，国家遇有征伐的事，从来都是专派将帅，怎可派宦官为帅，天下臣民知道这件事要轻视朝廷，外国人也会嗤笑国家没有人才。白居易的这一奏章，字字句句词切意诚。然而唐宪宗却充耳不闻，执迷不悟。结果不出白居易所料，吐突承璀出师以后，将帅离心，士气不振。战争进行了十个月，吐突承璀战无不败。最后唐宪宗不得不制诏“洗雪王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元和五年（公元19年）春天，河南尹房式违法，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以监察御史的名义勒令其停职检查。这时被元稹弹劾过的豪强权贵，便趁机和宦官勾结，对元稹横加指责，宪宗也认为元稹行事越权，罚一季俸禄，并召回西京。元稹途经华阴敷水驿站时，宦官刘士元也到了驿站。刘士元倚仗着皇帝做后盾，一定要让元稹让出正厅，元稹不肯，刘士元便叫骂着打破驿门，闯进厅内，把元稹赶了出来，并用马鞭打伤了他的脸。回到长安后，唐宪宗不但不责罚骄横跋扈的家奴，反而把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翰林学士李绛、崔群等人，力辩元稹无罪，宪宗却置之不理。
白居易得知后三次上表抗言。
他认为，元稹“守官正直”、“自授御史以来，举奏不避权势”，自然要引起小人的忌恨，做人主的对这些挟恨以报私仇者的诽谤，不应不加细察，妄加制裁。他明确指出，刘士元与元稹争厅一事，完全是宦官恃宠“吓辱朝官”，现在“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处分之中有失公道。若此风一长，只“恐从今以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吞声而已，朝廷将成何体统！”抗疏奏上之后，宪宗无言以对，只好“不报”。白居易虽据理力争，终究没有改变宪宗对元稹的错误处分。
白居易在朝廷上，凡遇有害国计民生的事，无不议论激切，犯颜直谏。《旧唐书·》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白居易入殿中对答，持论强硬，皇帝还没说明白，白居易就进言：“陛下错了。”皇帝为之变色，遂罢对。随后对李绛说：“这个人是我自己提拔的，竟敢这样狂妄，我不可忍此，一定要罢斥他！”
李绛说：“陛下开言者之路，所以群臣敢于直论政之得失是非。若罢黜白居易，是箝住言者之口，使其自谋，这不是发扬盛德的做法啊。”皇帝领悟，白居易才免遭处分，皇上对白居易仍和以前一样。
元和五年四月，白居易三年拾遗任满。这时昏君、宦官、权臣们，再也不肯让他连任谏官了。唐宪宗一再使人对白居易暗示“上意”，以“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便超等”为借口，让他自己选择官职。
这表面上看像十分关心他，实际上是皇上已不信任他了。在这种形势下，白居易不得已上了一道陈情状，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贫”为名请准如姜公辅例改授外官，以便于奉养母亲。五月，白居易便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一个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远大抱负的诗人、政治家，白居易终于被逐出了“近臣”之列，剥夺了直接参与朝政的机会。
白居易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以后，心情是苦闷的。
他被从皇帝的近信行列中赶了出来。一任外官，连跟皇帝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怎么能通过皇帝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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