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强烈反对，他上疏说：“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可轻授。王锷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王锷做节度使，不顾地方凋残，只顾大肆收刮，以致淮南地区民不聊生。他把搜刮来的大量财物，亲自带来京城，美其名曰贡赋的盈余，进奉皇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倘若让他如愿以偿地做起宰相来，恐怕天下的人知道了会说陛下收了王锷的进奉才让他做宰相的。我还恐怕各道节度使，从今以后都要效法王锷搜刮人民来谋求宰相。
宪宗看完白居易写的这篇《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后，觉得有理，同时又由于白居易的再三力谏，为保护面子，只得给王锷加了个检校司徒、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把他打发到江西去了。
就在王锷来朝的时候，原山南东道节度使、守司空、同平章于頔，同山南东南节度使裴均，俩人均请入朝。他们入朝的目的，显然不是只想挂个宰相的头衔，而是想掌握实权。白居易看出他们的用心，于是据理陈述利害，提醒唐宪宗拒绝他们。可是唐宪宗接受了他们的“累有进奉”，终于诏准他们入朝了。不仅如此，唐宪宗还把长女永昌公主嫁给了于頔的四子，成了亲家。可见唐宗宪的昏庸。
元和四年（公元899年）春天，南方及京畿地区久旱成灾，赤地千里，路有饿莩。唐宪宗以久旱不雨，下了一道“罪己诏”。白居易得知后很感动，在一首《贺雨诗》里，他说：“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宗，敢贺有期始，亦愿有其终。”意思是勉励皇帝能从此开始，体恤人民，多做些于人民有益的事。他又上书奏道：“皇帝空言‘罪己’是不够的，要让人民真正得到实惠，最好是减轻或免除缴纳租税。因为人民遇上荒年，谷物歉收，已经难以为生，还要交租纳税，在差吏的催迫征收之下，势必活不下去。希望皇帝能广播皇恩，对江淮受灾地区，按灾情轻重，或减租，或免租，以救灾民于水火之中。”
白居易奏请免除江淮地区的租税，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江淮人民来说，显然是有利的。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来看，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人民久经兵革之害，疲惫已极，现在人祸未了又加天灾，真是苦不堪言。若再催逼赋税，人民走投无路时，不得不铤而走险，反抗暴政。唐宪宗看到了这一点，一来怕逼迫过甚，灾民造反，危害自己的统治；二来也想笼络民心。于是很快就诏准了白居易的奏请。
九月正是开始和籴的季节，白居易对和籴害民，深有体会，便立即上疏主张把配户改为开场自籴，或者和籴改为折籴。和籴本来是官府出钱，百姓出谷，两相商量，然后交易。政策本身并不坏，可以调节谷价，免得谷贱伤农。可是后来却变成府县散配户人，等于摊派，不仅不是商量定价，而是少给钱。这还不算，还得百姓送到指定地点，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甚至鞭挞，比追讨赋税还严重。号为和籴，其实害人。白居易由于熟知其情，主张有司出钱，开场自籴，谷价稍高一点，卖谷的人自然多起来，前弊自除。
如果不愿开场自籴，可采取折籴，就是折青苗税钱，使纳斛斗，然后给现钱。故而白居易在《论和籴状》说：
“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臣久处村间，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
然而这种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唐宪宗却听不进去，不予采纳。
白居易对朝政出于一片忠诚，的确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他的劝谏却很少得到宪宗的采纳，使他感到非常苦闷：
中园何所有？满地青青葵。
阳光委云上，倾心欲何依？
他觉得自己是匹千里马，但无人赏识：
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
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
他把自己的言论，比做古琴发出的古声，由于“不称今人情”，再加上有人干扰，便得不到宪宗的听从：
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
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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