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家人回到了下邽故里，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力量在长安租赁较大的住宅。故里的小村名金氏村，门前往南百步就是渭河，那里恰好是一个渡口，名叫蔡渡。从长安到蔡渡，大约是百里之遥，他常常乘船回家，很方便。他曾作过一篇《汛渭赋》，表达出他对目前生活的满意。
白居易两登科第，再出任校书郎，他的交游渐广，结识的友人也越来越多。当时在兰台同为校书郎的有元稹、王起、崔玄亮、吕灵等。此外还有老友元宗简、樊宗师。新结识的有李建、刘禹锡、柳宗元、李伸等人。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生于长安靖安坊。8岁，丧父。15岁，以明两经擢第。善写诗，当时颇为著名。
他对诗歌发展的认识，与白居易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和他俩后来交往密切引为同道是极有关系的。贞元十九年三月，考中判拔萃科第四等，这时他才与白居易相识，并一见如故。
自从步入政界，进入官场，诗人也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横跋扈，政治污浊黑暗，官场相互倾轧；上流社会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下层人民艰苦劳累、流离失所这一切的一切，使诗人迷惘了。面对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现状，白居易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他希望回避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但这对于白居易来说是走不通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给他安排的道路只有一条：沿着仕宦的路途一直走下去。
公元89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建元元和。在中唐时期的几个昏庸皇帝中，李纯还算是有作为的一个了。他看到政治腐败，皇权也在衰落，决心革新政治。为了广揽人才，元和元年，举行了制举考试。这时的白居易因校书郎任期届满而闲赋着。为了参加制举考试，他和好友元稹一起住在上都华阳观中，为考试作准备。白居易有诗纪之云：“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同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白居易与元稹共同研究时事，作诗理论，互相有所启迪。这一段生活，对两人的思想、友谊都有所增进和提高。为了准备答好皇帝的策问，白居易和元稹在华阳观中“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万”。后来，诗人把这些文章编成四卷，这就是有名的《策林》。在《策林》里，白居易陈述了自己“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致”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风俗等各个方面，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唐时的制科，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召集某些知名之士举行考试的科目。制科考试的日期和项目都是临时决定的，考生考取后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这是专门网罗所谓非常人才的一种手段。而制科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策”，就是回答皇帝的“问”。皇帝所问的当然都是当前的时政问题，借以发现考生处理问题的才干。
这年的四月，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策试。试题问道：“自祸阶漏坏，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甿，远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
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
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对于这些问题，白居易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说：“人民饥贫是由于赋税太重，赋税重是由于连年征战，而连年征战的原因是由于边祸不断。边祸不断的最终原因是朝政的荒颓。要改变这些首先必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使政局清正。同时减免苛税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由衰转盛。”白居易的对策，揭示了社会动乱和疲弊的根源。但由于说话过于直率，触痛了当权者，结果中了个第四等（也就是乙等，唐代制科，无第一、二等），被任命为周至县尉。
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31岁试“书判拔萃科”及第，35岁又应制举及第，这就是他后来常常引为自慰的“三登甲乙第”和“六命三登科”，这也是他博取功名、步入仕途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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