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88年7月2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当时任红军妇女团副指导员。长征时任红军总部直属个人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直属政治处主任，访问时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全国正协副主席。
第二次打长沙的事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三个女同志留在陂头，有贺子珍、曾碧漪和我。只知道队伍往南昌方向走，这是中央下达的指示，谁也不能反对。后转去打长沙，我们不知道是何原因，现在依我看，当时对敌人估计不足。感到打南昌打不开，就配合彭德怀同志二打长沙。长沙也没打开，撤下来后打开了吉安。朱老总事后未谈过为何要打长沙。只是在发牢骚时讲过不该打。当时湖南省委派人到朱老总那里去的，朱老总历来对党派来的代表是服从的。
关于朱德同志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分歧我不清楚。李德到中央苏区来对外是秘密的，在内部是公开的。专门为他修建了一所独立的住房，住地与中央、军委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具体什么任务我不清楚。周恩来同志与他接触较多，这事伍修权同志较清楚，他是翻译。朱老总对上面来的人是尊重的，对党的代表多是服从。有不同意见也只是摇摇头。周恩来当时是负责军事的，他找李德比较多，斗争也主要是他。朱老总不多讲话，满意或不满意都不讲。当时我在基层当指导员，这些事情朱老总都不讲什么。 关于朱德同志的高贵品德请其他同志讲较合适。先老总克己无私，愿牺牲自己利益照顾全体利益和全党利益。长征路上，朱老总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走在队伍的最后。在卓木碉朱老总生过几天病，发了几天烧，很快就好了。
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过草地，朱老总率红军总部跟随左路军行动。从阿坝进人草地，部队准备过噶曲河，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无法渡过，要率部队退出草地南下。朱老总亲自到河边探试河水深浅，看能否过得去，他说能过得去。不同意张国焘的借口。这件事潘开文知道，当时他还不是参谋，是总司令的卫士长。在阿坝南下以后朱老总与刘伯承同志同住一屋。
朱总司令与史沫特莱的关系怎样，当时我在抗大学习，有些事情不太清楚。我曾问过一句：“你经常去史沫特莱处干什么？”朱老总说是去学习德文。史沫特莱是个好人，不是内奸。当时有人说她是内奸，强迫她离开八路军。我们得执行中央的命令。
关于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我是随一二九师去前方的。到达五台八路军总部时平型关战役已经打过了。总部迁到洪洞后，我与朱老总不住一村，他随总部在马牧村，我住高功村，相距二、三里路。朱老总说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朱老总回延安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直至用到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待要留下保存好。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从洪洞向太行山移动时，在安泽的古县与日军遭遇了，当时朱总司令身边只有约两个连兵力，都是通讯兵或警卫、伙夫、挑夫等老兵。直接指挥与日军作战的是刘鹏。具体情况记不清了。日军九路围攻时，八路军总部转移，渡过一条大河——漳河，当时刘伯承也在总部，与朱老总在一起，他对当时的情况概括说前有漳河，后有追兵。
1940年回延安以后，领导人之间没有明确分工，生产自给是朱总自己揽过来干的。开始的时候人们只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你如果没有裤子穿，我若有两条，那就脱下一条给你穿。朱老总看到这种情况，整天找供给部长、军需部长反复研究怎样养活这么多部队。敌工委员会的工作朱老总也抓，对外称“反战同盟”。前些日子我去日本访问，当时“反战同盟”的一些朋友还认得我。朱老总当时的想法是：他出面多做些事，可以让别人节省点精力，多做点别的事情。
延安整风时，关于整风的情况，朱老总从来不对我讲。当时，很重视在路线斗争中靠在哪一边。有人开玩笑，让我问问朱总是靠哪一边的，我真的问了，他说：我是始终靠着党的。
朱老总与毛主席的关系一直很好，对毛主席很尊重。有时意见不一致，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过后就过去了。有时开会开得很晚，常常开到天亮，往往毛泽东、周恩来是非常有劲，一直说个不停，其他人都是听着。朱老总到时就要睡觉，后来大家对他要求到十二点就可回去。
许多事情总是大家一起做的，集体创作。讨论时有争论，但最后一致了。要分哪个对、哪个不对，谁早提出，谁晚提出，很难。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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