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朱德诗词12首，是从作者1906年至1926年期间创作的40余篇早期诗词作品中筛选出来的，绝大部分没有正式公开发表过。认真研读这些诗词，颇感其是研究朱德早年思想历程的珍贵史料。本文仅就朱德早期诗词及其思想历程作一初步探讨。
一、朱德1906、1909年的诗词反映他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前就忧国忧民，并立下投笔从戎以求拯救国家的宏伟志愿
朱德1906年和1909年分别作了《顺庆府中学堂留别》和《赠诸友》两首诗。追溯这一时期朱德的思想轨迹，就能进一步理解这两首诗反映朱德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前就忧国忧民，并立下投笔从戎以求拯救国家的宏伟志愿。
1906年秋，也就是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一年左右，朱德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习。在这里，他不仅进一步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新知识，还接受了曾留学日本、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校长张澜和刘寿川等教师有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他听了对孙中山组织同盟会纲领的讲解，借阅了《革命军》、《天演论》等革命书籍，懂得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拯救国家的道理，其思想开始逐渐向革命民主主义方向发展。1906年冬。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期间，多次对同窗戴与龄讲，我听到有人说，在同盟会的领导下，革命起义不断发生，可惜都失败了。我根据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的情况分析，中国要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我准备先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再去学习军事。[1]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朱德十分关心国家的兴亡，痛恨如虎狼一样贪心的“污吏”，深感自己即使是“一介书生”，也要对祖国安危负责任。因此，当1906年底朱德离开顺庆府中学堂时，写下《顺庆府中学堂留别》一诗赠戴与龄，抒发自己的雄心和豪情：“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朱德于1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后，在学校秘密传阅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继续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这时，他不仅感到清政府专制腐败，还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2]他多方秘密请求加入同盟会未果。1908年春，朱德应聘回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他在这里任教一年多，与新应聘来的教师积极提倡新学新办，大胆地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同时，他因在学校管理经济、庶务和教育学生，“学得好多办事的本领”，“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教书不是一条生路”，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3]是年冬，他辞去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职务。这时的朱德，对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已到了“恨无穷”的地步，并进一步认为不能甘做“一介书生”，应该投笔从戎以更直接地拯救国家。次年初春，他决定到正在办新军的云南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行前，他撰写《赠诸友》一诗，表明自己已立下投笔从戎以求拯救国家的宏伟志愿：“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二、朱德1916年的诗词表明他作为一名革命民主义义者，在取得护国战争胜利后，一度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和敢于砥柱中流
朱德写于1916年的诗词有《古宋香水山芙蓉寺题诗》和《登五峰岭》。前一首诗，最能代表朱德作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过程中不断得到锤炼提高的思想水平，还充分表明朱德在取得护国战争胜利后，一度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和敢于砥柱中流。
朱德于1909年11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监督李根源和一些教官，或是同盟会会员，或是同情和支持同盟会。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使得朱德进一步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年冬，朱德秘密加入同盟会。朱德在同盟会小组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还经常讨论和考虑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时的朱德，认为自己“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4]1910年7月，朱德因学习优秀与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次年春，结识自桂入滇、准备任滇军军职的蔡锷，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蔡锷求教，并借阅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名《论法的精神》）和介绍有关华盛顿、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籍，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共和派抨击保皇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秘密报刊。通过不断与蔡锷的交往，朱德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
朱德随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于1911年8月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任协统的第74标第2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开始了直接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以后的4年间，朱德全付身心地投入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为国志无违”，屡立战功，成为滇军名将。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袁本人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后，朱德“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废朝班”，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些“幸胜家国任”而听任国家动乱不已的官员，表示自己一定要成为拯救国家的主人：“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砥柱正中流。”这时的朱德，踌躇满志、满怀激情地写下《古宋香水山芙蓉寺题诗》。朱德还与泸州一些知名文人成立东华诗社，“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忙里偷闲”，来“唱酬寄兴”，以“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求收“振兴东亚中华”之功，决不“寻花弄月”；要“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方称联翰墨之因缘，永吟哦之乐事。惟求良友，无负河山。”[5]
就在朱德任云南陆军第7师第13旅步兵第25团团长率部驻防泸州、南溪，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充满希望之时，1916年11月，在日本就医的蔡锷病逝。蔡锷的去世，使朱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失去了直接的领路人。噩耗传来，朱德开始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从心底里发出了“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6]的慨叹。
三、朱德1918、1919年的诗词凸现他在卷入军阀混战后的一个时期，既认为自己是“为了革命在打仗”，又厌恶战争和同情人民的矛盾与痛苦的心理
朱德写于1918、1919年的诗词较多，如《无题》、《题护国岩》、《军次云谷寺晓行书所见》、《登长老坪》、《战薄刀岭》、《攻草帽山》、《石公石婆》、《感时五首用杜甫〈诸将〉诗韵》、《苦热》、《征人怨》、《悼亡》、《秋兴八首用杜甫〈秋兴〉原韵》等。这些诗词，凸现了朱德在卷入军阀混战后的一个时期，既认为自己是“为了革命在打仗”，又厌恶战争和同情人民的一种矛盾与痛苦的心理。
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主张维护《临时约法》，并提出在粤恢复国会，再造共和。这时，企图充当“西南王”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借滇、川、黔军争夺四川督军职位？昆战之机，以“护法”为名，对四川大举用兵。此后，川、滇、黔各军首领之间以及川军内部各首领之间，为争权夺利连续发生混战。驻军四川泸州的朱德所部改编为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朱德任旅长，率部卷入这场战争。
在陷入军阀混战漩涡一段时间内，朱德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军阀争霸所利用的工具。他依然感觉自己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还一度仍然认为“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自己“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漩涡，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7]1917年秋，朱德在泸县云锦山与当地文人名流熊仿文、艾承庥等组织“振华诗社”时，还不忘提醒这些“耆老”们：“定有豪情，宣传革命，如为佳士，有助龙争。”[8]他还写下《题护国岩》诗一首，热情讴歌护国运动，发出要“将土还乡唱凯歌”的呼喊，十分渴望理想中的革命能够早日胜利。
然而，在另一方面，朱德又极其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它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1918年2月上旬，朱德在自流井参加云南第2军军官骨干会议时，多次发言指出：天天打仗不是个办法，老百姓太苦了，作为军人也不能这样盲目地打下去。他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9]的主张。但是，滇军军阀唐继尧对此却置之不理。这时的朱德，面对没完没了的战争，有时又“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0]1919年夏秋，他写下《苦热》、《感时五首用杜甫〈诸将〉诗韵》、《征人怨》等多首诗，以表达自己厌恶战争和同情人民等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其中，“伏中炎热人何苦，心冷如何苦到侬”的诗句，表达他关怀人民之心；“避暑居高耸，搔首望仪陇。白云阻乡关，回看江涛涌”的诗句，吐露他思乡之情；“为国无时还梓里，戎衣何日换金貂。买山筑屋开诗社，幸赋归来避市朝”的诗句，则是他厌恶战争的感叹。还有些诗句如“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独抱杞忧安社稷，矢心为国睹升平”等，都是朱德对备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和深受战争之灾的国家深表同情和关注的肺腑之言。朱德还在诗中对自己长期征战却又无力救民于水火予以自责：“家园在望我当归，无奈人民盼解围。”“起舞闻鸡生叹息，总因血战咎功微。”“频年征战苦催人，一着征袍困此身”。“几度慰忠亭下望，困民水火泪沾巾！”
在这种痛苦心境中，朱德能够得以自慰的，是他率部从事剿匪军事行动。这期间，朱德于1918年3月奉命移防泸州，仍任旅长，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和四川下南清乡司令。他十分同情备受兵灾匪患的老百姓，表示“既其处此区域，忧患安乐，当与民同”，决心“以兵卫民”。[11]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指挥所部平息了匪患。当地士绅和百姓表彰他剿匪的功绩，专门为他建树了“救民水火”和“除暴安良”两块德政碑。多次剿匪军事行动的成功，给朱德带来很大的快乐。他先后写下《军次云谷寺晓行书所见》、《登长老坪》、《战薄刀岭》、《攻草帽山》等诗。其中有：“晴光绚烂朝霞赤，露气潋清宿草苍。败屋参差幽径曲，垂杨稠密野堤长。出没匪徒无雅趣，争离美景鼠奔忙。”“率队搜山过古林，一山更比一山深”。“古塞皇城踞险关，负隅一拒匪凶顽。围攻直捣登陴堞，遁迹潜踪窜各山”。“山名草帽目光遮，怪石嵯峨蕨逶斜。断续枪声无动静，匪徒早遁散乌鸦。”这些诗句，直接、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作者率部剿匪的军事行动，也能够从中体会到作者在剿匪军事行动中的良好心境。
匪患平息后，仍然处于军阀混战漩涡中的朱德，自1919年起怀着一种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接触自西方传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希望从中找到拯救中国的良方。他与孙炳文等一起学习《新青年》、《新潮》、赫胥黎《天演论》、卢梭《民约论》等书刊，还经常就世界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潮进行讨论。朱德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12]。他还觉得靖国军中的一些军官与北洋军阀并无不同，都是在争权夺利。对于这一类军政官员，他曾嗤之以鼻：“成败兴亡一局棋，金根不让实堪悲。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鱼龙不蛰秋江热，捷足天门太不思。”他还写诗表示自己决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而要永葆革命斗志：“信有霜寒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同时，朱德更加认识到自己今后不能继续呆在旧军队里，而要寻找一条新道路；但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于是，朱德与孙炳文相约到北京去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计划由孙炳文先去北京，在打倒唐继尧后，朱德再离开军队去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之后，朱德于1921年2月奉命率部与其他滇军一起返回昆明，赶走唐继尧。在滇军同僚的力劝下，朱德先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同时利用公余时间学习英语，为出国学习做准备。
四、朱德1926的诗词反映他从苏联回国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北伐战争后，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必胜信心，并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要以“回天之力”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坚定信念
朱德1926年11月作了《金缕曲·泸江感怀》词一首和《艾承庥局长六十寿赠诗》四首。这些诗词是目前搜集到的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最早的作品。
朱德自1922年3月离开云南，辗转数月千里迢迢于同年10月到达欧洲，并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朱德立志先到苏联学习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3]后来，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1926年7月，朱德听从党的召唤回国，投入北伐战争，奉党的指示在四川做争取军阀杨森的工作。
投入北伐战争的朱德，已是一名具有4年党龄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评判战争有了新高度和新视角。1926年11月，朱德来到泸州慰忠亭边，在一座座护法战争中滇军阵亡将士墓前凭吊。他回想10余年前自己参加过的这场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残杀的战争，结果是“两军俱殁”，阵亡将士横卧坟中，与之相伴的只是冰天雪窟；再联想到目前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战争形势，深信这才算是“龙蛇真陆起”。今非昔比，感慨万千。朱德禁不住赋《金缕曲·泸江感怀》词一首，执笔“论存评覆”：“今昔感，悲中述。”
与此同时，朱德还对自己10余年来军旅生涯和思想历程作了高度的总结，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表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要以“回天之力”来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1926年11月，朱德在《艾承庥局长六十寿赠诗》中，以含蓄而又平实的诗句，向曾经在护法战争中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艾承庥总结自己军旅生涯和思想历程说：“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别有良图酬壮志，难忘盛意向前程。劳人乌马空归去，大好河山创太平。”他还把自己的亲身感受，用既含蓄而又非常自信的诗句告诉朋友：“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即是说：虽然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主义对中国革命不是没有好处，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科学的理论，中国革命在它的指导下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胜利。他还以含蓄而又坦诚的诗句告诉朋友，在这“神州沉陆世沧桑，锦绣河山怀虎狼”的年代，那些军阀们“观变安居徒负负，乘时窃利正忙忙”，虽然“人生乱世心难测”，但是面对“火热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强”，“安危度外不思量”，“誓救生民路一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朱德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现了他在这几首诗词中立下的誓言。
（作者庹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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