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85年7月17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离休前曾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5年12月，朱总参加上海会议回来后，说话比较少。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当时，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也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说。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中央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通知下发后，我才知道朱总当时忧心忡忡的原因。但是，朱总始终没有同我谈过罗瑞卿同志的事情，他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朱总这个人很直，只要是党讲的，主席讲的，他坚决去做。但是，要做不通，他也会讲的，一次讲不通，就两次、三次地去讲自己的看法。有时在主席那里讲不通，就到总理，陈云同志那里去讲。总是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才行。
“文革”中，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审问我，要我交待所谓“朱德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我说：“我敢保证朱德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们问起办公共食堂的事。我说：“他讲的都是实话，公共食堂把粮食都吃空了，还能存在下去吗？”那是“大跃进”时期的事情，有一次我随朱总到东北去看了一个农村公共食堂。朱总问一个大队干部，食堂办得怎么样？村干部说，食堂把粮食都吃空了。朱总说：“当时办食堂是你们带头的吗？”他答是。朱总又说：“那你现在能把大家带回去吗？”意思是说，不要办食堂了。到“文革”时，这件事也成了“朱德反对毛主席的罪证”，真是笑话。
“文革”前，有人造谣说我和陈琮英、何莲芝、罗屏反对毛主席。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不相信有这个事。”朱总开会回来问我经常和什么人来往，我说同陈琮英等同志谈谈家常话，一是我们之间感情很深，在战争年代的困难环境里，共患难。二是在一起聊聊天，对我精神上也是一种安慰。结果，“文革”中就有人借题发挥，贴出“康克清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中南海造反团还打电话给我，“勒令”我写检查。我说，没有这种事，即使有，也不能给你们写，应该给中央写，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嘛！
1966年12月，中南海造反团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造反派围在楼前，高呼着“打倒”“炮轰”的口号，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我看他们这样闹，我也一边喊口号，一边说：“不好的人当然要轰出中南海。”他们一直闹得很晚才散去。
1967年1月，朱总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以后每天都要去看大字报。有的人利用一些生活琐事，借题发挥，说“朱德反对毛主席”。例如，有人批他种兰草是“资产阶级情趣”，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庭园中种果树、种菜的指示。”朱总看到这个内容，就说：“种兰草有这个事。”他认为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如果朱总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人们为了美化环境，栽草种花，一定会感到欣慰。朱总对大字报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大字报的内容是我的就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就是谁的。
1967年初，妇联的两派都在斗我。朱总曾对我说：“你不要怕，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的。”于是，我每天乘电车到妇联去上班。总司令的话是对的，群众真正了解你了，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尽管当时形势很乱，朱总每周都要出去两三次，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看看工人、农民还生产不生产，看看水稻插上没有，看看果树被毁了没有，他最担心生产受到破坏。后来，有人造谣说朱总是所谓“‘中共（马列）书记’，到处活动”。他对此觉得可笑，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庄稼，看到群众，我心里就会得到一种安慰。”
朱总受到批判后，很多活动受到限制，就连亲属来看他，也不准进，让他到西门警卫室去会面，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一号通令”下达时，朱总接到疏散到广东的通知，他问总理：“康克清是否可以和我一起去？”总理回答说：“可以”。朱总告诉我时，我说我还不知道呀。当时，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军代表。我只好去找军代表，他们说不知道这件事，我让他们给总理打电话，总理办公室答复说可以一起走。这样，我才随同朱总于二十日乘飞机飞往广东。直到1970年7月才回到北京。
1975年1月的一天，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和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县一级大多数是好的，群众还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这样看来，广大群众还是好的。”这些话，我在主席逝世后几天去看叶帅时对他讲过。那是1976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将声音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上述朱总对形势的分析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唉，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从叶帅家出来，我又到聂帅家，和聂帅谈了一会儿，叶帅又来了，我知道他们有事要谈，就告别离开了。
朱总对军队的感情是很深的。50年代，他经常去看部队的军工厂，并提出应平战结合。他服从中央的决定，不再担任总司令了。后来，林彪诬蔑他“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朱总曾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他（指林彪）最清楚。”到了“文革”，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军队也参加了武斗，很痛心。他说：“多少年来，我从未看到人民军队用枪、炮打老百姓，飞机可以随便调用，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手里有枪、炮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九大”时，朱总得了气管炎，喘得很厉害。会上，许多人围攻他，逼他作检查。他开会回来，也不说话，只是问我：“你认识吴法宪吗？”我摇头。又问我认识邱会作吗？我又摇头。他有些着急，说：“你怎么不认识呢！”我说：“本来就不认识吗？”他又问我认识不认识李作鹏，我说：“他不是当过你的警卫员吗？”接着，我问朱总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摇着头说：“‘左’得不可收拾哟。”
现在挂在我房里的那幅“革命到底”的条幅，是朱总逝世以后，他的侄孙女婿为我复制的。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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