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83年7月29日。
受访者：康克清，朱德夫人，长征时是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直属政治处主任，访问时为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二队的学员讲党史。第二队是以四方面军军高级军事干部为主编成的队，朱总专门向这个队讲了党史课。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情况，结合学员们的思想，讲了党的历史，以启发学员们的觉悟。不知当时的讲课提纲和纪录能否找到。当时参加这个队学习的还有张震等同志，必要时请访问他们。
（二）长征中同朱总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手段很恶劣，组织人员公开斗争总司令。暗中还怀有杀机。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样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他反复说明：北上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同意南下，不能再举手，我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只能服从一个党中央。无论他们斗得怎么凶，朱总始终坚持原则，不让步。那时有人说，你想北上那你就走吧。朱总说：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是党派来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当时我要求派我去找党中央。朱老总说不能去，因为一离开部队，就很可能被杀害。
那时，张国焘实行愚民政策，歧视和迫害知识分子（其实张国焘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带上一个眼镜，那就更糟。有一次，朱总对我说：廖承志无论如何不能被杀害，他将来能起大作用，要想办法救他出来。我问朱总起什么作用？他说：搞统一战线。他的作用别人是代替不了的。他叫我想办法了解廖承志的情况。我和老总都没有同他见过面，不认得他，只知道他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寻找他，打听他的下落。那时我在总部工作，廖不同我们一起。我故意在行军中掉队，越掉越远。这事被张国焘的保卫局的人发现了，就追问我为何掉队，说给你配了一头牲口，你为何掉队，是否别有用心？我回答，走得累了，就是掉队。到阿坝，他们就传讯我，就在保卫局的驻地喇嘛庙二楼。坐着，也没有人找我谈话。远远地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走来走去，我以为就是廖承志，后来才知他是罗世文。一个多小时后，就叫我回去了。后来，在炉霍道孚，张琴秋组织文艺活动，当时有李伯钊、廖承志、朱光等。这以后，我就认识了廖承志。每次开大会，廖承志和朱光同志都是记录。廖承志多才多艺，他还会画画，张国焘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不能不用他。后来廖承志终于被保护下来了。那时老总已看到廖承志的作用。
（三）朱总善于团结人，爱护人。50年代李伯钊同志被错整，她向朱总诉说自己的苦恼。朱总安慰她：“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伯钊同志听了这句话，很觉安慰。现在还常提起这件事。“文革”中，我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我对老总说：我也成了“走资派”。那时老总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他坦然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他又说，“不要紧，定‘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总不会这样下去的”。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也得到安慰。朱总的话不多，但是一针见血，说到问题的实质。当时还听说要把我们赶出中南海。我问他，他说：有可能的。后来果然把我们赶到广东从化。
（四）“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我，要我承认是“走资派”，还要我交待朱总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我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我和朱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说，朱总同毛主席一起战斗了几十年。“文革”时期，在江西南昌纪念馆展出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的是毛主席同林彪会师。我说：那个人（指林彪）是谁啊？跟林彪走的人瞪着我，我还是说，那个人是谁？造反派斗争我时，也要我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会师。我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后的部队上井冈山的。”“文革”中，还有人造谣说，成立了个什么党，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朱老总当了主席，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老总看了这个传单，笑了。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五）林彪第一号手令，即所谓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不相信是什么备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
（六）朱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他带部队一辈子，对此十分谨慎。他常说，部队是拿枪杆子的，可不能出乱子。他自己组织纪律性很强，并经常教育部属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七）朱总历来是顾全大局的，无论遇到什么委屈，他都泰然自若，不自己懊恼。自上井冈山以来，在党的领导层中，他从来不轻易评论人，有话总在桌面上讲。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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