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81年3月23日。
受访者：刘鼎，早年留学德国，1936年时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及华北兵工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及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并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及劳誉理事长。
我早年在四川家乡读书时，对朱德同志的显赫战绩已有耳闻，他是我心目中敬佩的英雄。我与他相识是1924年在德国格廷根留学时，他和孙炳文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以后，我们在苏联共同学习过军事。从抗日战争起，我在朱德、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业生产，因而对朱德同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40年4月，我从抗日军政大学调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有幸在朱总和彭总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得我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为此，朱德同志曾多次找我交谈有关军工生产的问题。在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军工生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还鼓励我要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智慧，多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前方将士。在朱德同志等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没有钢铁，就用铁路道轨，没有炸药，就从敌占区套购硝酸。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太行山根据地的军工队伍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包括技术人员、机械工人，以及铁匠、锡匠、石匠等三千多人的军工队伍，生产出大量的步枪、迫击炮、炮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前方部队、民兵的抗日作战。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我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原准备带一部分人赴东北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因情况发生变化，我们撤离张家口，转人晋察冀根据地。1947年春，朱德同志来到西柏坡。一天，他派人通知我去商量军工生产问题。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兵工部副部长，部长是姚依林同志，我负责改制炮弹技术的工作。当我来到朱德同志的住处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说的话很多。在谈话中，他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在谈到军工生产的问题时，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同时，他鼓励我说：“你是我军专制炮弹的老兵工，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前方多提供炮弹，越多越好。”从朱德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我当即向朱德同志表示，根据以往在晋冀鲁豫时的实践经验，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生产炮弹的能力，并且有能力研制出更安全、更有威力的炮弹。同时，我也请求朱德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制造炮弹所必需的火硝和化肥。他对我的要求表示完全支持。
回到驻地，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我所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弹尾，经过炮兵多次试用、论证，证明这种炮弹性能可靠安全，爆炸力也很强。此后不久，我们在进行炮弹定型试验射击时，朱德同志来到靶场，他拿起炮弹，向在场的同志询问炮弹的射程、爆炸力和准确性能。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人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随着我军作战规模的逐渐扩大，军工生产的任务也就愈加紧迫、愈加重要。我记得，在石家庄战役前，朱德同志曾致信姚依林、刘再生和我，指出：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顿得大有进步，军区兵工厂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有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部队所用的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炸药、弹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六○的为适用，其他是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朱德同志在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提出1948年军工生产的详细计划，并要求今后每月直接向他汇报一次生产情况。
1947年11月上旬进行的石家庄战役，仅用了7天时间，就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的范例。在这次攻坚战中，我军使用了大量的炮弹和炸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炮兵和工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以后进行的邯郸、临汾等战役中，我军也采用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果。
石家庄战役之后，为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朱德同志在日理万机、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曾多次找我们研究军工生产的问题。他指示我们把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部合并为华北军工部，并且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挥正太路一线工矿的生产能力，扩大军工生产的规模。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和姚依林同志商定，扩大阳泉炼铁厂的生产能力，使之达到日产三十吨的水平（原日产二十吨）。同时成立硝磺局，专门生产炮弹所需的炸药。 回顾朱德同志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后就有预见性地亲自抓军工生产，使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提高军工生产的能力，为在解放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又一功勋。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朱德同志分管军工生产。我们进入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傅作义部的军械所。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集中全国各地的兵工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朱德同志曾针对当时生产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产品的质量，避免生产废品，我们还要把钱用于建设新的兵工厂。
1951年6月，受党中央委派，以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军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与苏方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建设等问题。在谈判期间，朱德同志曾亲自指示我们处理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使谈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新式兵工厂，使我国走上了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新台阶。
追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成就，其中无不包含着朱德同志的关怀和支持，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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