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96年8月19日
受访者：江渭清，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建国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离休前为江苏省委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我党、我军的老一辈领导人中，我很敬佩朱德同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令人尊崇的长者。他那淳厚朴实的性格，求真、求实的工作作风，在我的脑际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8年，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正在河南濮阳一带进行整训。当时，我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王必成同志。
这年5月，总司令专程赶到濮阳，代表党中央对部队的整训工作做了重要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我记得，他在指示中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加强军政纪律的问题。 天来看，这三个问题，仍然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司令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他说：要把部队训练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只有使指战员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才能在作战中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加强团结、协同作战。政治觉悟越高，战斗力越强，就越能自觉的为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牺牲，为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政治觉悟越高，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就越好，加强和巩固各方面的团结，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保证。
接着，朱总司令强调指出，要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的优势。尽管我军在作战规模、战斗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仍然与敌人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敌人的武器装备在质量、数量上特别在重武器上仍是超过我军的数倍。因此，在运动中捕抓战机，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野战军指挥员应当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朱总司令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政纪律。他强调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命令听指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协同配合，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严明的纪律又是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相联系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依靠人民进行的战争。所以，我们说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回到人民中间，服务于人民，就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在整训过程中，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进行的莱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我们三个纵队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经过审慎、周密的计划，不打则已，一打必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诸多战役的胜利，是与朱总司令的重要指示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进入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朱老总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对经济建设十分关心。他曾多次来到江苏省，我作为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多次陪同他视察工作，听到他的指示和建议，深受启发。
朱老总很重视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省地处各省河流的下游，因此，在兴修水利上必须考虑到既能抗旱又能排涝，还要排、灌分开，各行其道。特别是在苏北地区，解决排灌问题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关键问题。朱老总听取汇报之后，指示我们要大力发展水利，以自流灌溉、提水灌溉、喷灌并举三管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水源问题。据此，我们在苏北地区盐城至南通一段，每年冬闲投入大量劳动力，兴建和疏浚了五条河（南北向二条，东西向三条），同时采用三级提水的方法，把长江水源引入扬州、淮阴、徐州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使扬、徐、淮、盐地区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我们在水利建设中坚持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的大型的方针，发展各种水利设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也引起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重视。当时，毛主席得知我们进行水利建设的情况后，还要安徽、湖北的负责同志来江苏参观学习。
朱老总在江苏视察时，尤为关注出口贸易工作。他对江苏出产的纺织品（包括丝、麻、毛、棉纺）、薄荷油、香料、禽蛋、手工艺品等很感兴趣。他认为，出口贸易的大门是关不住的，应当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多创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他建议我们在建造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时，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可以根据出口商品的生产特点，多搞一些小厂，这样变化灵活，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当我们谈到外贸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束缚了出口贸易发展的问题时，朱德同志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且详细询问了许多与之有关的问题。时隔二十多年，我看到当年朱老总视察江苏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针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向中央建议：江苏省发展出口贸易的潜力很大，物产丰富，运输便利。因此，发展出口贸易，应多下放外贸管理职权，内销、外贸一体化，并且统一核算手续。拜读之后，深有感触，朱老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朱老总在视察中还特别告诫我们，发展工农业生产，要注意积累资金，不要吃光、分光，要多投入，扩大再生产。同时，他还对江苏省的工业、农业、纺织业生产，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议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推动了我们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怀念不已。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老总的交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作为江苏省“最大的走资派”，同时遭到难以避免的厄运，被关押、批斗。1967年2月，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我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时和我一起住进京西宾馆的还有湖北的张体学、浙江的江华和广西的韦国清。我到北京后，听到朱老总也受到批判、攻击，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康大姐，我提出想去探望朱老总，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老总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谈谈心。”朱老总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问朱老总：“你对‘文化大革命’同情不同情？”
朱老总回答：“这个我不好说。”
接下来我向朱老总叙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
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搞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朱老总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
接着，朱老总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够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扰，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对有些问题他是有看法的，但他的原则性很强。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老总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
“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
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大姐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
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
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
这件事虽然过去近三十年，然而，朱老总当年对我的勉励和关心，却始终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泯灭。如今，我已至耄耊之年，每当想起朱老总的话，周身热血沸腾，希冀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情，也算是报答朱老总对我的期望吧。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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