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重视的真知灼见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朱德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了罗、德、匈、捷、波、苏、蒙七国。这期间，他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建设问题作了一次认真的思考。1956年4月25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这次访问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高瞻远瞩，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根据这个判断，对国内建设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这些真知灼见，不仅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对于国际形势，朱德和我国当时盛行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认为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报告中说：“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了明显的缓和”，“关于战争可以防止的新结论，是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
朱德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根据下列两点：一是国际上存在着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和平力量的强大可以制止世界大战的发生；①二是苏、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核武器的杀伤力如此之大，以致“仗很难打起来”。②
国际形势是紧张还是缓和，世界战争会比较快地打起来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这对我国建设应采取什么方针关系极大。朱德基于对上述国际形势的判断，在报告中对我国建设提出了两项极为重要的意见。一项意见是：“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
朱德提出的这项意见，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在和平的环境下，朱德是主张“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③的。他认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就不能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国防的巩固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可靠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真正巩固的国防。为了建立可靠的经济基础，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军队的数量方面作必要的缩减，同时经常保持着广大的动员基础。”因为军队员额的缩减，可以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用在经济建设上面。“另一方面，在武器的生产方面，也要同和平的生产密切结合”，即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乎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转到为战争服务。由于兵工厂一般都厂房好、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一旦同和平的生产结合，就可以生产很多民用品，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朱德在向中共中央提交上述报告以后的几年间，多次到各地的兵工厂视察，看到这些厂往往由于生产任务不足，经常有大量的闲工，机器利用率很低，他说：“在和平时期，军事工业如果不部分地转到和平生产，工厂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就会‘吃不饱’。同志们想一想，那样一支优秀的技术队伍，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新的工厂不能开足马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用到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去，是多么可惜呀!”④他深感解决这问题的紧迫性。在1957年3月19日和4月18日，他先后两次报告中共中央，指出：“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直到1973年，即他已是87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关怀着这件事。4月13日，他视察北京内燃机总厂柴油机车间，对厂党委负责人说：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应把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有条件的话，多生产些民用产品。⑤
在1956年4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朱德提出的另一项重要意见是：“现在世界上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的科技的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
朱德多次谈到运用新的科技成就的重要性。例如他说军火装备不宜大量生产，积压过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重要的是“在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下，保证掌握技术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⑥关于工矿企业，他主张对世界上的新技术，尽可能马上抓来，旧的也要革新。⑦他指出“现在农业增产的最主要的关键是改良技术”。⑧他强调“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⑨
朱德如此重视掌握和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这是因为当今正处在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我国是在比较贫穷、技术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比较迅速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最新的科技成就掌握和运用得越多，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就改变得越快。
为了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朱德一方面要求我国的科技人员认真学习，努力提高水平；另一方面，提出可以多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工作，并购买一些外国先进的而又是我国迫切需要的生产技术专利。他要求各级负责同志尊重知识分子，指出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的知识分子是国家宝贵的财富。他指出我国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如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这对我国的建设事业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时，他强调科学技术人员要同生产实践相结合，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人来敲你们的门，农民也来敲你们的门，都来向你们要东西，你们要努力呵!”⑩
十分可惜，朱德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他对国内建设问题提出的两项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回顾三十多年前他的这些主张，深深感到他的英明和富有远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他的崇敬与怀念的心情是与日俱增、经久不衰的。
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建国以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建国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人们常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把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和遏制。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搞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朱德是其中之一。
早在1957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需要大量建设基金，朱德就提出：“要依靠工农业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来开辟财源”。(11)因为国家积累的大部分资金是工农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创造的，而这些部门创造的价值只有在商品流通中实现，才能成为国家的积累资金。发展生产和扩大流通就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财源。“大跃进”期间，陈伯达大肆叫嚣废除商品，朱德反对这个观点。他于1960年4月2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2年，我国农业的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被限制过死，在流通领域方面，城市由国营商店独家经营，农村则由供销合作社独家买卖，集市贸易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以致商业萧条，人民生活极感不便。为扭转这种局面，朱德于9月6日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等，提出“应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便促进生产和流通”。
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朱德提出过很多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切中要害，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迅速打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的关卡制度在很多地方还远远没有消除。1961年5月9日，朱德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三省之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现在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之间仍进行经济封锁，不让物资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
各地区之间进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危害是明显的，它从各自的狭隘的地方利益出发，限制外地优质商品流入本地市场，美其名曰“保护”地方工业，实则是保护落后，使本地产品不求进取，不要求技术进步。朱德关于打破各地区经济封锁的意见，就是要使商品能够四通八达，货畅其流，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应逐步使工农产品的价格合理化。
多年以来，我国的价格体系，由于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很不合理，这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产生不利的影响。工农产品剪刀差过大就是商品价格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之一。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必然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是不可想象的。
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朱德说：对工农产品，“农民对国家的希望是等价交换”。(12)“目前由于产品不足，完全做到等价交换有困难，只求剪刀差逐次缩短靠拢，但从长远来说，应根据价值规律，在基本稳定的局势下，逐步缩小不合理的差距，逐步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当前应注意价格中可能产生更加扩大差距的现象。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的合理的比例关系。”(13)他还主张“农产品的价格不能固定不变”。(14)
在关于农产品价格的论述中，朱德谈论得最多的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问题。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发现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般都偏低。他多次向有关领导和中共中央提出改进意见。1956年12月13日，他对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说：四川的蚕丝和茶叶应提价，这样东西就会多起来。1963年4月13日，他对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说：猪肉价要合理，不能压农民。1957年他在视察湖北、广西和海南岛后，1月15日和20日先后两次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在发展土特产中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收价低”，“对山区土特产的收购价格偏低，且压级压价”，“极不合理”。1963年他视察四川、陕西、河南三省后，5月30日在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中说，有些药材的收购价格和柴火一样，这非常不利于生产。他主张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特别对山区的山货药材、土特产，收购价格更应合理，否则无利可图，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买卖了，这只会使货弃于地，对山区人民和城乡居民都是个损失。
三、发展商品流通要利用多种渠道。
为使商品生产得以发展和商品流通能够通畅，必须利用多种流通渠道。朱德主张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主要渠道的国营经济。但他谈论得更多的则是集体商业。他多次说过，真正与人民群众接近的还是供销社，供销合作社要成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桥梁，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经济堡垒之一。(15)对个体经济，他主张充分加以利用。因为有些地方交通不便，对土特产品的收购和对农民日常用品的销售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力所不及的，需要小商小贩去经营。他还提出小商小贩可以长途贩运。1961年5月9日，他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之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方面有很大作用。如西安市需要砂锅，要经过小商小贩从秦岭以南的雒南县挑来。他们既是‘贩’，又是‘运’，如果不许‘远途贩运’，则砂锅这条来路实际上就断了。”他还重视城乡的集市贸易。他认为，“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16)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17)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都限制甚至禁止自由市场的开设，朱德反对这个做法，说应该加强组织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对不得”。(18)
四、发展商品流通要办好交通运输事业。
便利的交通运输是使商品流通能够通畅的必要条件。朱德关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早在1950年，他就说过，“中国经济上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许多地方出产丰富，但是运不出来”，“必须在发展贸易中发展运输事业”。(19)他提出“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认为这些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20)他重视内河的运输，提出要整理运河和港湾，以便利航运。批评“有些地方把河运管得太死，不许老百姓的木船走，不许木排上带东西等等”，认为这“对物资交流很不利”。(21)1963年他在视察四川后于5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川有大小几百条河流，水运直达上海。过去木船运输频繁，现在除了交通公司所有少数木船外，公社木船不从事物资交流的短途运输了”，强调要恢复和发展河运。他关心全国的公路建设事业，特别是山区的公路建设。他认为解决山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的救济是很不够的，必须发展山区的交通事业，把山区的物资运出来，同时把山区人民需要的东西运进去，这样既能活跃山区的经济，又能部分地解决国内某些工业生产原料的供应和城镇人民对土特产品等的需求。他还主张在偏僻地区利用骡马运输。1962年6月20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云南和川西一带，由于交通不便，过去主要靠‘马帮’来运输，今后若干年内，这种‘马帮’运输仍然是不可少的。”为了便于“马帮”的运输，他提出在交通沿线设立骡马店，以解决人和骡马等牲畜的宿食问题。总之，在我国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主张把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运输工具都利用起来，使商品得以流通，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
注释
① 1957年11月13日和莫文骅谈话。
② 1956年4月16日和孙泱谈话(朱德日记)。
③ 1956年4月23日《发言提纲》。
④ 1958年2月21日在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部三个部合并后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⑤ 《朱德年谱》第556页。
⑥ 1958年7月18日视察617厂时的谈话。
⑦ 1958年4月1日在冶金工作会议的讲话。
⑧ 1958年4月10日给刘少奇转中央的电报。
⑨ 1956年8月《我对于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
⑩ 1958年4月16日和上海部分科学家谈话。
(11)1957年12月25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税务局长、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
(12)1962年3月3日视察浙江、江西省后给邓小平转中共中央的信。
(13)1962年9月6日给李先念的信。
(14)1963年12月9日和薛暮桥谈话。
(15)(17)(18)《朱德年谱》第539页、第477页、第250页。
(16)1962年8月30日《朱德日记》。
(19)1950年2月24日在全国财政会议的讲话。
(20)1961年1月18日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
(21)1957年11月18日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讲话。
《党的文献》198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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