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
“对外贸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建设，就需要进口机器装备、钢材和其他必要的物资，没有这些物资，国家建设就有困难。对外贸易工作也是体现我国的维护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个很重大的任务，发展贸易可以促成持久和平的实现，而持久和平实现了，贸易一定能更加发展。”①
这是朱德关于我国开展对外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谈的几句话。他是非常关心这个工作的。他说过，“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②他经常到外地视察，每到一处，几乎都对当地负责同志谈到要多搞点出口物资。不仅如此，他有时甚至是为了着重了解对外贸易问题和寻找对外贸易的资源而离京到外地去的，例如1957年他到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就是这样③。
早在建国以前，朱德就提出了发展对外贸易问题。1949年4月21日，他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说，我们要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日本、美国等国做生意。但1950年美国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这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不能不“一边倒”，绝大部分转向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即使如此，在1956年，他就预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来还是要同我国做生意的，提出“我们应有所准备”④。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象他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做生意的逐渐多起来了。在1961年，他指出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⑤。
但是，当时对于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清楚了的。1956年，我们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人就产生关起门来建设、一切都要由自己制造的思想。朱德对此多次提出批评。他说：“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⑥，“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⑦。1958年1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单纯地追求各个方面都要在一国范围内做到自给自足的错误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1962年，他针对一些人闭关自守的思想仍未得到解决，又一次强调：“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⑧
由于客观上受国际条件的限制和主观上受相当一部分人闭关自守思想的影响，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的领域是狭窄的，规模也没有达到可能的程度。这些主张闭关自守的人，严重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把自力更生和发展对外贸易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都必须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长期落后，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就更加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如果一切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都靠自己摸索，关门奋斗，结果不但不会取得成功，反而必然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进行对外贸易，卖出自己的产品，再从外国买回自己不能生产、生产不足或生产不合算的产品，一方面弥补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这才能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朱德说过，自力更生不是说样样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国家在乎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⑨把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都利用起来，才能加快我国建设的步伐。⑩他多次提出要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贸易的关系，不要因为强调自力更生而忽视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中心问题是出口和进口。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主张样样都要自己制造的情况下，朱德明确地提出要“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进。”(11)他指出，在对外贸易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12)。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说，以进口扶植出口，即把外国进口的物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很好地加以利用，制成优质产品，然后出口卖到外国去。这样做，就能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的发展。他还主张进口一些原料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口。他曾经举例说，从国外进口些亚麻、棉纱等，加工后再卖出去，卖工夫钱也有好处。(13)他还提到上海是一个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工业基地，但它单靠国内供应原料就“吃不饱”，不能充分发挥这个基地的生产能力，要从国外多进口原料才能让它“吃饱”。(14)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说，以出口带动进口，即把我国的产品销售出去，换回外汇，以便引进必需的物资和先进技术。朱德重视钢材、机器设备、精密仪器等必需物资的引进，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我国的建设就会有困难。他还注意引进技术，认为凡是我国迫切需要的生产技术专利，都应该买回来，使我国在建设中少走弯路。(15)为了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他主张多请一些外国专家来我国工作。(16)
在出口和进口的关系问题上，出口是关键，是第一位的。出口创汇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出口作后盾，各项进口就很难保证。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有比较充足的货源。朱德对我国出口的货源是非常关心的。建国初期，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他到各地视察时，凡是能对外出口的东西，诸如茶叶、水果、烤烟、药材、桐油、猪鬃、蚕丝、羽毛等等，他都强调要多生产和搜集。以后我国的矿产品、轻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他对煤炭、有色金属、锡、石棉、云母、棉织品、针织品、服装、绸缎、刺绣、地毯、景泰蓝、竹器等的生产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他提出要有计划地组织某些工业品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机器和成套设备。此外，他还主张“建筑公司也可以出口”，搞劳务输出。(17)
怎样才能使我国的出口商品为外国购买者所欢迎，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脚呢？朱德提出，出口商品必须：(一)保证质量，经过严格的检查，合格的才能出口。(18)(二)规格要根据顾客的要求。绝不能按我们的主观想法去安排，以为我们造什么，人家就喜欢什么。(19)(三)包装要好。要照顾顾客的要求和习惯来改进我们的工作。(20)
为使我国能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工作，朱德提出下列几种政策性的意见：(一)改进外贸体制。上面不要统的过多，要下放一些管理职权，可以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并改进外汇分成办法，充分发挥地方经营出口的积极性。为减少经营管理环节，可以允许产地基层单位同外贸系统挂钩。(二)外贸部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对外贸易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国际贸易问题和国外市场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搜集经济和技术情报，使对外出口和国内生产更紧密地联系起来。(21)(三)要有一些搞商品出口的专家。这些人要懂业务，要政治思想强又懂得世界经济。(22)(四)要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出口阵地。港、澳是自由港，在那里各国商品的交易频繁，我国可以通过这两个跳板把商品转口到世界各地。他还认为，海南岛既邻近港、澳，岛上又矿产丰富，水产品和经济作物种类繁多，水路交通四通八达，许多港口可以建设成商港，是我国一个很好的出口基地，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工作。(23)对这样一个“宝岛”，“即使多下点本钱，也是值得的”。(24)
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朱德曾要求“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进”，这在他生前没有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朱德的这个期望将会得到实现，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将占有重要的地位。
要让农民富裕起来
“要让农民富裕起来”，(25)这是朱德一贯的主张。早在建国之前，1948年6月2日，在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等的信中，在谈到生产问题时，他就指出：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涨。以后一直往上涨，才是兴旺的新中国。(26)而他强调这个问题则是在1958年全国农村兴起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几年。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朱德是赞成的，并为它作过宣传。可是，随着运动的猛烈开展，农村刮起“共产风”，他到河南、广东、湖南、吉林、辽宁等省调查了解，接触到的现实使他深深感到不安。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贫队富队收入拉平。抹煞社员贡献大小的差别，采用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无偿调用，他们的家禽家畜集中起来归食堂饲养，自留地被没收作食堂的菜地。农民被“共产”了，穷了。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有穷的好处。他们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如果农民富了，他们就会发展资本主义，不如趁穷之势实行过渡，这可能有利些，不然就会增加阻力，难于过渡。
朱德反对这种说法和人民公社的这种做法。他是主张农民富裕的。他认为，生产资料绝大部分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怕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顾虑。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27)1959年7月6日，他在庐山会议中南组会上发言，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同月8日，他又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到这个问题，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到196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9月25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满怀信心地说：“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在这时，关于农民致富的问题，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上仍有疑虑，他又作了解释，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28)
朱德主张让农民富裕，道理很明白。农村人口占全国80%，农民不富，就是全国绝大多数人不富，整个国家不富。农民口袋里缺钱，很多工业品买不起，这样工业品就打不开销路，工业要大发展就不可能，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反之，农民富了，有了钱，他们会拿出一部分用在衣、食、住、行方面，改善生活；一部分用来购买机器等生产资料，进行扩大再生产；又一部分放在发展教育、医疗以及文娱活动等事业上，以提高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朱德说过：农民富裕了，才有力量进行交通、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建设。(29)有钱买机器，就可以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30)
农民怎样才能富裕？朱德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基础之上的。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人民生活富裕的源泉”。(31)农民要富裕，正当的途径，当然只有依靠自身的辛勤劳动。而在农业生产中，根据中国的特点，他提出除生产米粮外，要注意搞多种经营。(32)或者说，要使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和副业三者多样性地结合起来。(33)他说，要多发展经济作物，农民才能富裕。(34)要多搞副业生产，副业发展了，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就提高了。(35)他指出很多地方都有土特产品、山货药材。各地都可以根据各自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例如海南岛种咖啡、可可、橡胶、椰子，四川种竹、木、籐、棕，新疆种棉花，内蒙和东北种糖萝卜，井冈山地区种竹子，太行山区种核桃，沙土地种花生，水边种苇子。副业的门类很多：畜牧业可以养鸡、鸭、鹅、兔、猪、牛、羊；轻工业可以酿酒、榨油、磨粉；手工业可以用箬叶编草帽、用毛竹造竹器；有些矿产还可以有组织地去开采，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群众需要的，有的还是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同时又是值钱的，卖了出去，农民可以增加收入。
农民的经济收入，不外两个来源：一是从参加集体生产中分得的部分，一是参加集体生产以外的个人(连同他的家庭成员)劳动所得。朱德在重视农民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同时，对农民个人的劳动给予密切的关注。他认为很多副业是要集体和家庭并举才有利于生产的，如种茶树和养猪；有些是公养和私养并重，而以私为主，如养蚕。他还认为，农民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还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从事生产，家庭的辅助劳力可以搞自留地，养鸡、鸭、鹅、蚕等。1963年5月13日，他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三省后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说：“现在农村除抓粮食生产外，领导上必须大抓副业生产。”“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因此“应当发动生产队积极组织多种副业经营，并且应当允许社员搞”。特别是，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生产队单纯抓粮食，要是不让社员搞副业，社员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他说过：“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36)他对过多地限制家庭副业很不满意，说：“限制家庭副业，搞死了，要解除禁令!”(37)
朱德尊重农民的劳动所得。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的“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1959年举行的庐山会议前期，不论在会上发言还是会前会后和各地负责人个别谈话，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很多意见，其中有两点他是很强调的：一是针对社员的房屋、家具、衣被等被无偿调用，指出这违反了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的原则。他说生活资料不归私有，不归个人支配，群众生产就没有搞头，反之就有积极性；一是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混乱情况，指出要承认农民的私人所有制。7月23日，他在庐山会议第一小组上发言，说所有制问题是个“大事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有一种私人所有制。没有私人所有制不行。”他说保留一点私有制，农民才有积极性，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搞。
朱德主张农民共同富裕。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认为采取贫富拉平、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齐步走的办法是正确的。上述他主张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和生产资料的农民私人所有制就明显地说明这一点。由于每个家庭劳动力的多与少和强与弱的不同，耕作的技术水平各异，各家的收入多寡有区别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38)那么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39)至于因此可能产生个别或少数贫困户，那只能采取另外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诚然，朱德当时未能提出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主张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农民搞各种农副业专业户，搞商业、工业、服务业等，这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是不能苛求的。而在有人主张让农民致穷的时候，他提出要致富；在有人企图早日消灭生产资料的农民私人所有制的时候，他主张保留；在种自留地、搞农业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私有制残余”加以批判和遏制的时候，他却反复提倡——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朱德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历史证明，他对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的愿望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注释：
① 1957年12月6日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② 1959年7月9日和陶铸的谈话。
③ 1957年2月10日和24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④ 1956年4月27日《发言提纲》。
⑤ 12191961年3月13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⑥ 1956年2月5日和李强谈话(朱德日记)。
⑦ 1957年12月30日和叶季壮谈话。
⑧⑨⑩ 《朱德年谱》第499、519、423页。
(11)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
(13)1957年2月8日和罗范群等的谈话(朱德日记)。
(14)1961年1月3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
(15)1963年5月19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16)1956年10月8日和黄敬的谈话(朱德日记)。
(17)1962年7月22日朱德日记。
(18)(22)《朱德年谱》第398、429页。
(20)1956年4月25日关于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等七国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
(21)1963年2月1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
(23)1957年2月1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信。
(24)1963年2月19日给邓小平的信。
(25)(26)《朱德年谱》第491、315页。
(27)1959年6月16日和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朱德日记)。
(28)(29)《朱德年谱》第503、508页。
(30)1959年7月29日和陈正人的谈话(朱德日记)。
(31)1954年5月3日在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的讲话。
(32)(33)(34)(35)(36)《朱德年谱》第393、413、508、477、492页。
(37)1962年5月1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38)(39)《朱德年谱》第454、451页。
《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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