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朱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已是６３岁的老人了。然而，他没有丝毫倦怠，又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２７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保持和发扬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和作风，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克勤克俭，一身清廉，为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这是朱老总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又一重大奉献。他的风范，长久长久地留在人民的心间……
位高不矜 平等待人
朱德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特殊……个人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因此，当人们给他一些特殊照顾时，他总是拒绝接受。他到各处视察时，从不让组织群众欢迎，不让多跟车。他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矿务局组织群众列队迎接，他见了说：“你们组织大家欢迎我，这一方面耽误了工作，同时又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希望今后不要这样做。
视察新疆时，他住过的宾馆，临离开前，都走进厨房、水房、服务员室，和炊事员、烧水工、服务人员、保卫人员亲切握手，感谢大家的服务，勉励他们要热爱本职工作。在乌拉乌苏农场，他去商店看食品供应情况，和售货员一一握手。这时，酱菜柜台的一个服务员满手沾着酱油、醋，正急于擦手，朱德一把握住她的手，亲切地说：“没关系，你的手不脏。”
１９６３年，朱德到四川乐山地区视察，到了峨眉山下。当地群众听说朱委员长要上山，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副“滑竿”。朱德坚决不坐，说坐“滑竿”上山，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别人劝他说：“您已是近８０岁的老人了，又不常来，偶尔坐一次不算过分。”他说：偶尔坐一次也不好。他终于没有坐，硬是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寺。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又一步一步返回原地。
朱德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总是平等相待。给朱德做过保健医生的顾英奇回忆说：“在近十年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总司令既没有官气，也不摆老资格，甚至年龄上的老资格也不摆。”那时他是个２０多岁的青年人，但７０多岁的朱德一直称呼他“顾医生”、“顾大夫”。一年，顾大夫因本身血清转氨酶偏高住进医院刚一个月，朱德和康克清就来到病床边探望他，安慰他好好养病。这使病房的医生、护士和病友们都十分惊讶、感动。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午饭时，卫士向朱德报告：“董老夫人何连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大姐不在。何大姐曾问到总司令，我说您在楼上办公，她就回去了。”朱德听了后，和蔼地说：“你这个同志呵，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他是周成王的叔父，又是宰相，还很谦虚，周公有时在洗一次头发当中，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立即接见来访的人，这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古人都讲谦虚，不搞官僚主义。你不让客人见我，就给打发走了，这样做，多不好呵！”
１９７６年５月，朱德病逝前的一个多月，成仿吾把他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呈朱德，请老总提提意见。朱德用两天时间，一口气将这个新译本看了一遍，然后，驱车几十里路前往中央党校去看望成老。热情地称赞成老的工作，说：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做好这个工作有重大意义。
不接受下面的礼物
有一年，江西的同志来京，顺便给朱德捎来几大筐冬笋。朱德知道了，就说：“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这个风不好，不能提倡。咱们不能白吃下面同志送来的东西。这些冬笋都要送到机关供应站去，让大家按市价买，谁吃谁掏钱。我们要吃，也拿钱去买，把收的钱交给江西的同志。”这样，几大筐冬笋，就送到机关供应站了，朱德没有白吃白拿一个。
朱德到各地视察时，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一年朱德去山东视察工作，正是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同志知道朱德对莱阳梨很赞赏，就装了两筐，想让朱老总带回北京吃，又恐怕当面给老总不会收，就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朱德发现了。他马上把随行的工作人员叫来，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就照他的意见办了。
１９７４年，朱德到秦皇岛贝壳雕刻厂视察，他走遍各车间，向职工们问好，关切地询问生产情况。贝雕厂职工很受鼓舞，决定将他们精心制作的一幅《山峡夜航》的贝雕画送给朱老总，就把画悄悄放在警卫员的车座下带走了。他们不曾想到，第二天，朱德派康克清专程把这幅画送回厂来。工人们恳切地说：“这幅画是我们亲手创制的，是向委员长作汇报的，还是请您劝委员长收下吧！”康克清亲切地说：“老总一再说了，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拿去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大家的心意，老总已经收下了，谢谢大家。可是这幅画坚决不能收，我看还是按老总的意见办吧。”
衣食住行 自奉俭朴
５０年代初，一天，朱德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搞环境卫生，很高兴，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每个人都要锻炼能吃苦，要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他主张艰苦朴素，不只是教育别人，首先是自己身体力行。从建国后，直到他去世前，他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处处自奉节俭。他的朴素作风，不只是他身边的人称道，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口皆碑。
先说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１９７１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里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盘素菜，一盘半荤半素的菜，一盘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
５０年代中期，有一天，机关供应站来了一批对虾，邓师傅知道朱老总爱吃鲜鱼虾，就买了几个，精心烹好，端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老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以后记住，再有对虾你就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朱德也紧缩了自己的饮食标准。他减少了粮食定量，也很少吃肉，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肉，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他家里由于来往的客人多，有段时间粮食亏空了２０多公斤，工作人员想报请机关行政部门把短缺的粮食补上，朱德坚决不同意。一天，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他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难关，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这样，他坚持和家里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短缺的粮食补了回来。
朱德到各地视察时，从不允许大吃大喝，当地什么方便就吃什么，从不挑剔或提特殊要求。１９６０年他回四川老家，一到就说明要吃家乡饭，其他通通不要。在南充，他吃了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在成都，他吃烤红薯，服务人员见他不剥皮就吃，关心地说：“连皮吃不好消化。”他说：“不要紧，我消化得了。”
１９６２年，他回到阔别３０多年的井冈山。井冈山人民出于对总司令的爱戴，准备了一些菜肴来款待，可是他一一谢绝了。他提出要吃红米饭和南瓜汤，说：“井冈山的红米、南瓜，我已３０多年没吃到了，很想吃。”有一顿，南瓜没有吃完，他叮嘱说：“请不要倒掉，留着，下顿饭热一热我再吃，倒掉，就可惜了！”
在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也非常俭朴。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领口、袖口、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服装，也只有接见外宾、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又换上了旧衣服。
朱德卧室的家具，十分简单，且都是用了多年的。床，是一张旧棕绷床，床单、被子、褥子，也是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的。他坐的一个沙发很旧，也很矮。年纪大了，坐下去，再站起来很吃力。工作人员早就提出要换个新的，他坚持不让换。为了起坐方便，他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照样使用，还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
他的房子并不宽绰，住了２０多年，管理部门提出要修一修，他一直不答应，总是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他用的卫生间窄小，洗澡盆很高，特别是他到了晚年，手脚不灵便，又有病，进出洗澡盆很费劲，容易出危险。看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澡盆改装一下，放低些，上面再加个喷头。可是说了几次，朱德都没有同意。直到１９７６年他病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趁他不在家，大家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一下，准备在他出院后挨他批评。结果，这番心思白费了，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与世长辞了。
《人民日报》199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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