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新课题。对此，朱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认真的思考。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主张，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建设是党的工作中心
朱德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放生产力。革命胜利以后，党的工作中心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他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方面。”1952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更加详细地阐明了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他说：“我们的建设是多方面的。但是，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又说：“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人民的卫生条件”。1955年1月15日，朱德在广州视察工作时指出：无产阶级“拿到政权以后，就是要搞生产，向自然作斗争。阶级斗争也有，是防止复辟”。这就阐明了建国后发展生产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
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朱德在八大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发言。他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八大的精神和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贯思想。
但是，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错误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逆转，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工作中心未能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这时，朱德虽然也承认阶级斗争还存在，但他依然认为八大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正确的，应继续贯彻下去。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各条战线上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和做法，就是向自然开火，以扩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朱德在多次外出视察工作时，经常告诫地方干部要注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59年1月31日，他同广东从化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你们要抓好两件事：年年增加生产，年年改善生活。”朱德很关心海南岛的开发。1957年和1963年，他曾两次到海南岛视察工作，他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视察报告中提出，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宝岛”，建议中央对海南岛实行一些放宽的政策，下决心开发，使这个“宝岛”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但他仍然很关心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1966年10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严肃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当他看到生产遭到破坏的时候，十分忧虑和气愤。1966年12月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不久，他在另外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搞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厂房的。他提醒说，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要注意!朱德怒斥“四人帮”：“别看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6年2月初，朱德叮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人：“我们的生产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同年7月初，他病危躺在医院病床上，仍然不忘发展生产。他对去看望他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社会主义是富裕而不是贫穷
朱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非常富裕的社会，而不是贫穷的社会。早在1954年他就说过：“农村里如果还有贫农，那你这个社会主义就不富。”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好，东西要一年比一年多，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社会主义应该是相当富裕的。”
怎样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朱德主张应首先让广大农民富裕起来。他认为领导广大农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是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朱德不论在外出视察工作时，还是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领导农民勤劳致富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1959年6月，他在同吉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农民富裕了是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同年7月，朱德在庐山会议前期，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7月6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7月8日，他在同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1962年2月3日，朱德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山东组会议上发言说：“使农民有点家底，能够养老养小。这几年把家底搞掉了，要恢复起来，这不是开倒车，因为我们的基础还是建筑在生产队上面。把生产队搞好，又把农民的家底搞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会议结束后，朱德即动身到江西、上海等省市视察工作，沿途他又多次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谈到农民致富的问题。2月26日，他在同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比不上前几年……还叫什么社会主义!”4月19日，他在同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谈话时强调说：“农民是要富裕的，只有农民富裕了，经济才能活跃起来。”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更加严重了，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因此，许多人更加害怕农民致富，生怕农民富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朱德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农民勤劳致富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没有农民的富裕，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会上发言时仍强调说：“农村将来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不久他又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连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朱德认为，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必须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早在1955年10月16日，他在写给家乡四川仪陇县委的信中就充分肯定他们注意发展多种经营的做法。信中说：“仪陇虽是山区，但自然条件还不算坏。你们注意到历史上的生产经验，提出除了注意米粮的生产之外，还要注意经营多种经济作物，向多种经营发展，这是很好的，正确的。”“不但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国家外汇，你们应该努力发展。”
经济管理体制要改革、要放权
较长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是由于中央集权过多，统得太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失去了活力。朱德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弊端，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次提出改革放权的主张。1957年1月，他到广西视察工作。那里的物产丰富，发展土特产和经济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国家统得太多太死，税收和价格政策又不合理，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以上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体制问题。条条各行其事，块块无权干涉，地方上既无权，又无钱，说话无力，办事困难。”并提出：“为了发展广西的土特产，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否则就是自己整死自己。”同年4月，他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中再次提出：“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时又强调：“把工业、商业和财政的一部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合作社三方面的积极性，使我国人口众多的条件同资源丰富的条件充分地结合起来，建设的速度就一定能加快。”
朱德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其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四级财政体制。1950年3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决定建立全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朱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预见到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所以又指出，将来还是要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
到1952年，朱德已经感到全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长期实行下去对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是很不利的。他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央财委的信中，明确提出建立地方财政的意见，并说：过去“我们对划分地方预算的巨大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认识是不足的”。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可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二可以节省国家开支；三可以解决地方开支的需要；四可以帮助地方发展工业。他建议今后“必须逐步而又迅速地实现地方财政和区乡财政。”以后，朱德又多次提出建立四级财政体制问题。1955年他在同黑龙江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指出：“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还说，要建立乡财政，这是财政的基础。现在上面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现在的财政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1957年4月18日，朱德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再次提出建立四级财政的问题。报告中说：“体制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应下决心把财政下放，不要信放下去以后拿不上来。”“财政不仅要下放到省，而且还要考虑下放到县，逐步把三级财政(中央、省、县)建立起来，将来再视条件逐步下放到乡，以建立四级财政。”
第二，农业应实行“包产”和家庭责任制。自农业合作化以来，特别自人民公社化以来，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愈来愈强调集中统一，从制定生产计划到田间管理，农民都没有自主权，一切都由各级政府部门说了算。朱德认为，这种农业管理体制既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容易造成瞎指挥，必须打破。他尖锐地指出，这样做“既得罪了人民，又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朱德十分赞同并积极主张实行“包产”和家庭责任制。1961年1月，他到浙江视察桑蚕生产时，很赞赏那里的“四包一奖”制。他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视察报告中，特地介绍并赞扬了这种作法。3月，朱德到广东良口公社视察工作时，看到那里也实行了“包产”，非常高兴，于是便在日记中欣然写道：“包产包下去了，群众满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朱德视察福建和江西后，对这两省“包产”的办法也很满意。他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作法。他说，这两省实行“包产”以后，“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的手中。”这年7月29日，朱德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强调说：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责任制，以加快农业建设速度。”
第三，工业要向地方和企业放权。1956年5月，他到山西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后，在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过去对山西地方的积极性发挥的不够。今后中央有关部门应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小型炼铁厂，最好让地方去搞。”并提出：“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7年4月18日，他又向中央提出，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稍微像个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应给各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产品。对矿产资源的开采，他建议对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应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产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有些东西如煤炭等，还可以酌情开放一点自由市场，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对小商品的生产，朱德主张让合作社去搞，他说：“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交公家去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对企业的经济核算和用工制度问题，朱德也曾提出过可贵的意见。对前者他主张应改变现行的“统一核算，公负盈亏”的制度，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他说：“统一核算，公负盈亏”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管理者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而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一方面可以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各企业的工资福利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自行调整，克服平均主义和混乱状态。
第四，商业应有多条商品流通渠道。朱德历来主张发展商品生产。他说：“无论农业或工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只有发展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他认为，商业管理体制不能按行政区划分，应按商品经济的活动规律建立。这样才能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物资交流，才能把经济搞活。否则，各行政区之间容易搞经济封锁，把经济管死。1961年5月9日，朱德在写给毛泽东的外出视察报告中提出：“现在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之间仍进行经济封锁，不让物资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
自1958年以后，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商品流通渠道愈来愈少，供销社、合营商业都被取消，转为国营商业，甚至连集市贸易和行商走贩都被禁止，最后只剩下国营商业这一条商品流通渠道。结果使商品的数量和花色品种愈来愈少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和困难。
朱德针对这种情况说：“商业集中统一有问题。”“哪些该统，哪些不该统，应该清楚，不能都统。”1962年9月，他看了《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后，在写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中指出：“迅速把供销社渠道恢复、整理、健全起来，是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又说：“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统一领导之下，把市场搞得活跃一些，以便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对集市贸易，朱德一向是主张开放的。他认为，这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代替不了的又一条不可缺少的商品流通渠道。他一再强调，集市贸易是广大农民的需要，要组织领导好，不能硬反。“六亿人口的生意，单靠国家做是不行的。不让私人做生意，也不让集体做生意怎么行？怎样把东西拿来(收购)？又怎样把东西分出去(销售)？”他还针对怕开放集市贸易后会出现投机倒把分子的顾虑说：“集市贸易很好，不要怕，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只要我们做好市场管理和税收工作，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是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的。”
对于行商走贩，朱德主张应允许他们存在。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现阶段，行商走贩对活跃市场，沟通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满足城乡人民特别是边远山区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需要，仍有积极作用。1961年5月，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敞开国门，发展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
朱德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是国际化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他积极主张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敞开国门，面向世界，发展国际交往和国际经济合作，利用一切国际有利条件，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朱德就已经在考虑发展国际交往的问题了。他说，今后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和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1955年以后，他更加重视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他多次说过，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闭关自守”。“过去我们还有关门主义，今后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有些产品可以同他们订立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来建矿，以矿产品来还账。”当时，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还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但朱德已经预见到这种经济封锁的政策不会长期实行下去。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今后也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应有所准备。并说，他们如果“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
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尤为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他说：“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我们的胃口应该大一些。”要“大出大进”。又说：“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什么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他还针对片面理解自力更生方针的错误观点说，“自力更生”不是说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贸易和合作，更有利于“自力更生”。并指出：“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只有对外贸易发展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才能有地位。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1958年1月10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指出：“为了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首先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这种想法的表现是：“在思想上有些同志把我们党关于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方针，误解为我们可以不要同兄弟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又说，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在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上，曾经有过是内销服从外销，还是外销服从内销的争论。朱德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不应在这个问题上打圈子。内销也好，外销也好，都必须服从于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整体利益。
朱德还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说：“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财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掌握起来。”“不能看不起美国的科学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1958年他在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中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才能发展提高。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
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问题。他认为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途径。对此，朱德曾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1957年8月，他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都有许多房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搞成国际旅行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9月，他在同建工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庐山有两千多套房子，应很好地利用起来，稍稍修一下就可以赚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资金。
《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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