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总司令，他戎马生涯数十载，运筹帷握，战功卓著，在军事上多有建树。除此之外，他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也十分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发掘。本文拟对此略加探讨。
一、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倡导者
民主革命时期，朱德虽以主要精力从事军事指挥，但对经济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对队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很多具体指导，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当时延安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而一些人想上战场，不安心经济工作，没有认识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为此，他写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战争必须经经济作基础，“没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坚持敌后抗战”。他总结华北根据要的经验，提出四条措施供各地参考：一是调动农民、千工业者、小商小贩等小生产者的积极性，提倡发展农村副业、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以增加生产量；二是发展合作事业，实行低息借款、减租减息，提高群众对生产的热忱；三是对内实行贸易自由，流通物资，对外实行贸易统制，提倡使用土货，扶植民族经济；四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这些措施曾在华北一些根据地实施过，对陕甘宁边区有借鉴意义。
同年，他在队甘宁边区进行调查，于10月13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分析了发展边区经济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并指出发展边区经济的具体途径：一是开展农村生产运动，广开副业门路：二是组织生产和供销合作社，目的是“发展生产，促进交流”原则是“多做少赚，多中取利，人人有份，公私各半”；三是培养技术干部，欢迎各种专门人才到边区工作；四是提高边区工人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从中选拔干部；五是做好统一经济的工作，制定生产发展规划，分配各机关、部队执行。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他的意见，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
12月25日，朱德在《团结》第2卷第1期上发表《完成边区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一文，阐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他指出“在1941年最紧要的事，也就是解决吃饭、穿衣、日用品和军需的事。这些事不办好，抗日战争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他号召边区军民加紧生产，力争在一年内“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从半自给到完全的自足自给”，以达到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目的。
当时，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非书突出。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沉重负担，朱德从河防前线调第359旅到南泥湾垦荒屯田。正如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所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多次去南泥湾作调查，向指战员讲军垦的意义，并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在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虽然日理万机，仍挤时间参加劳动，不仅学会了纺毛线，还亲自开荒种菜。他种的菜品种多，产量高，引来不少的人参观，或索取种子，或讨教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
对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他热情地推广介绍。1942年10月19日，他发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赞扬第359旅“开工厂、办衣场，直接参加生产，有没有成绩呢”成绩相当大！”边区各部队之所以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足因为“现在这种环境逼得我们做屯田运动的工作，并且己经发生了效果，我们还要做下去”，直至达到完全自给。由于边区军民艰苦创业，逐步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朱德立即电告在华北前线的彭德坏：队甘宁边区的财政l司题已不需外援解决，并签发了改善八路军指战员生活的命令，规定自1943年l月1日起，每人每天增发食油2钱，每月增发津贴0.5元，每年发毛巾2条。他还致电邓小平，说陕甘宁边区己建立了自足基础，今后在经济上不需要晋冀鲁豫边区的帮助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根木性转变，为迎接抗日大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其中有朱德的一份功劳。
对取得大生产运动成功的经验，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撰写的《我们有办法坚持胜利》一文，认为有五条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依靠自力更生。他指出：“我们索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的物质援助，但我们依赖军民一心，自己动手。我们发动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
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设计师
中国是个有悠久手工业生产历史的国家，工艺精湛，传统产品丰富，至解放初期，约有1000万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每年生产总值100多亿元。朱德对发展手工业有过许多重要指示，薄一波说过：找们发展手工业的那一套做法，大多是遵照朱老总的指示去办的。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朱德对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作过多次训查。1947年11月，他在与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在指出战争与建设的关系，认为“战争是暂时的，生产足水久的，经济建设是基础”的，同时，他认为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要走群众路线，各类作坊、运输队都应采取合作社分红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一些经济部门只重视重工业，轻视手工业。1950年6月，朱德阅读了中共华东局发出的关于浙江省萧山县发生破坏手工业生产事件的通报后，立即代中央起草了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此后，他一直关心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系统召开的重要会议也大多亲自参加，并对许多问题有明确的指示，认为发展手工业的方向足集体化和机械化，集体化是前提条件，机诫化是根本出路。1953年2月17日，他致函毛泽东，要求在不转移重工业基础建设投资方向的条件下，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之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同时，也批驳了个别人不顾国情，过早将手工业转为国营企业的建议。
同年12月4日，他在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发表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指出：“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他提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什么，因为“我国的手工业者在生产上生活上仍有很多困难，原因就是，他们生产分散，资金缺乏，工具又少又落后；他们的生产极不正常，旺季忙，淡季闲；他们在原料与成品的买卖上，又受到商人的中间剥削。因此必须领导他们组织成为合作社，集体购买原料、推销成品，防止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剥削，使他们的生产走向正常，更好地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因此，朱德在会上强调：“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休所有制。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组织形式。”怎样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各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党和政府应给以积极的指导，在必要和可能时，政府可给以贷款与帮助。”当然，办社不可一哄而起，一蹴而就，“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各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制定许多繁杂的制度，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在合作社办起来以后，他十分关注共生产发展。1954年12月，他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筹）副主任邓洁谈话，希望手工业发挥行业优势，因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品有自己的特长，不仅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能够换取许多外汇，还能培养新工人，应该大力发展。他还希望各地手工业合作社能利用当地原料或大工厂的废料，变为有用的产品。
对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他提出边总结边调整。1957年12月16日，他在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说：“为了办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原则，还必须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协调国家、集体和社员三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国营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之间、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之间的矛盾。”1959年7月23日，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谈到“关于手工业问题，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级变为国营，一升级就不计盈亏了，什么都要国家包下来，这怎么行？看来，集体所有制的自负盈亏是个好东西”。他认为，要把社办好，集体体制不能变，经营管理是关键。他对手工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己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近2000万手工业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很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还有许多传统的手工业，是要水远保存和继续发展的”。
三、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逐渐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号召全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对待”，“今后一切要有正规建设的观念”，“各种人将要转到建设上来”，“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1950年9月25日，他在全国工农兵英模代表会上发表《英雄模范的光荣任务》的讲话，就提出：“我们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生产能力的工业化的国家。”此后又多次指出：“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仍为发展生产大声疾呼，要求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他说：“现在群众己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参加中央会议，便经常去工厂、农村视察。他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树木在长、庄稼在长，我心里就会感觉到一种安慰。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焦急地对那些前来看望的老干部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着眼于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过急地变革生产关系，是朱德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正如他在参观全国绸缎品种和花色展览会时指出的那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56年9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上作了 《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在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充分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力、人尽其才、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同时还指出：“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
朱德始终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片面求快，违反经济规律。1955年6月，他视察内蒙古，对自治区和包头市的负责人说：“你们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心是好的，但不能犯贪大求洋的毛病。我们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我们的国家很穷，仅有一点钱主要用在生产上，不能分散财力。在建设中，能省的就省，尽量就地取材，包头旧城要尽量利用，不能丢掉旧的建新的。包头钢铁厂是你们这里建设的主体，其他建设是为了辅助它，而不是让它去迁就城市建设。我们要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事与愿违。”
“大跃进”年代，朱德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大家：“现在的建设速度己经不慢了，若希望速度过快，反而脱离实际，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他要求工业部门订计划时应根据各方面的实际可能作具体计算，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对资源、设各、技术力量等件件要有着落。在“大跃进”己经形成高潮后，还多次指出：指望很快进入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损失。在总结“人跃进”的教训时，1962年2月3111，他特地写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一文，指出：“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伤了群众”，对所造成的遗留问题，应合理、妥善地解决。
在产业结构上，朱德提倡因地制宜。1960年4月2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相当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张求一律。即使足在“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仍坚持“合理利用土地，种什么最有利就种什么”，“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给轻工业一些投资”。他还向中央提出许多建议，如：设立农业银行，增加农业投入；建立乡级则政，农村实行包产包工责任制：工厂实行少长负责制，扩大基层自主权：将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工业部合并，军工企业生产部分民用产品；合并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并规定清明节为全民植树日等。他在与薄一波说话时指出：建设大工厂要考虑工人和家属一起住，不然会增加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还可以在工厂附近办农场，一来可以解决副食品供应问题，二来可以发挥工人家属的力量。这些建议都很实际，也切实可行。
朱德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曾提出“要把经济搞活”，认为统得过死，“会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他主张“把工业、商业和财政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是非常必要的”。“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面可以审核下面的计划，但不要过分干涉下面的计划”。他认为搞活经济必须从流通抓起，“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他向商业部门提出了“搞活市场，促进流通”的要求，“改变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他曾两次向中央建议：取消对长途贩运的限制，允许私商存在：对农村集市贸易也不应禁止，“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
保留多种经济成分，是朱德提倡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1957年7月6日，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直接了当地说：“人民公社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他针对农村搞“穷过渡”的做法，提出既要发展集体经济，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同年7月11日，他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提出把粮食分配到户，农民就会节约粮食，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1962年，他又提出：小生产不能取消，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和副业两不误”。这样，不仅能够直接增加群众的收入，而且搞活了经济，“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朱德重视对外开放，提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1956年2月，他出访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向我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官员说：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合作，利用其工业潜力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只有把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利用起来，才能加快我们建设的步伐”。他积极主张扩大外贸，认为“多搞外贸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1957年，他对外贸部负责人叶季壮说：要把外贸当作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来看，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要买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对资本主义国家搞贸易。
朱德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的观点，认为只有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经济建设更快发展。1958年4月，他针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科学技术的偏向，指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只有政治和技术相结合，生产才能更快发展。他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技术是很重要的，从目前看，农村和工矿企业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术。他还说：“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知识受到践踏，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他很气愤，叮嘱科研部门的负责人要团结知识分子，为国蓄才。
解放以后，尽管朱德在中央未直接分管经济工作，但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加上他对经济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还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写出报告、提出建议．可惜的是，在当时那种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下，他的许多见解和建议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还被视为“右倾”。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己经牢固确立，我们回过头来对朱德的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司以使它成为进行四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中南工业大学）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