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朱德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大量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其中让人民致富的思想，是很有特色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朱德的致富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一
朱德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刻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大力主张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强调党和国家要把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面。
早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在听取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聂荣臻等有关汇报后，朱德就提出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他认为，“农民富裕了，这是支援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雄厚的物质基础”。①１９４８年６月，他在给孙毅的信中又强调要敢于让人民致富：“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涨。”②建国初期，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时，朱德明确地阐述了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富裕。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③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全党加深对让人民致富问题的认识，朱德在许多讲话、谈话中，作了深刻阐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他针对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和剥夺农民的做法，曾两次谈到要让农民致富。一次是在中南组的发言中，他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④在与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俊秀谈话时，他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⑤１９６２年，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山东组会议的讲话中，他针对“大跃进”使农村生产受到破坏和农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特别提出，农民吃饭是个大问题，搞得人们吃不饱饭是不行的。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说：“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
朱德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要让人民致富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第一，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方面，“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下来，并得到发挥”。⑥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却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只有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朱德指出：“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设社会主义？”⑦第二，只有人民富裕了，集体经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我国，集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同国营经济一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对于我们建成社会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朱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认识和主张致富的。他指出，人民不富裕，“个人没有住的、没有吃的、没有了家庭，集体经济如何巩固和发展？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集体经济才会巩固和发展”。⑧第三，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搞活国民经济。如果人民不富裕，老是处在贫困之中，国民经济是不可能活起来的。朱德在讲到农业时强调，“只有农民富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活跃起来”。⑨第四，只有人民富裕了，手里有了钱，才能办更多的公益事业，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分忧。朱德指出，人民富了，除了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状况外，还可以“举办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事业，以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国家也可以大大地节省投资”。[10]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让人民致富是朱德的一贯思想。朱德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到党和国家面前，体现了朱德探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远见卓识。
二
朱德的致富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人人富，共同富裕”。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使全体人民在经济上、物质文化生活上逐步提高，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朱德以此为出发点，认为绝不能在人民内部造成新的贫富分化，人为地制造不平等，而必须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他在主张致富的同时，又特别阐明了这种致富不是某些人或某些地区的富裕，而是“人人富，共同富裕”。他指出，在我国，我们所主张的致富，“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11]
（二）通过劳动者的艰苦奋斗、发展生产致富。这是朱德致富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人民的富裕和生活的改善不可能由国家包下来；我国社会和政权的性质，还决定了人民的富裕要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致富的道路上，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甚至违法经营等方式，而只能在国家帮助下，通过劳动者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从而达到富裕。朱德在主张引导人民致富时，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
早在１９４７年底，朱德就提出在农村农闲时间，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考虑建国后我们将面临着严重困难，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克服困难，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人民的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12]
党的八大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讨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作出了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等重要决策。朱德在大会发言中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指出，“国家应当采取尽量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13]并且要求人们要靠勤劳和节俭创立家业。八大后，朱德认真贯彻大会路线，积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在我国，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会不断增加，但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还非常有限，致使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朱德强调，只有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这一矛盾，除此别无它途。他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14]认为只要生产发展了，产品丰富了，这一矛盾也就好解决了。朱德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说，我们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先要把生产搞上去，才能谈改善生活”。[15]
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我们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经过艰巨的调整，到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开始有了明显好转。朱德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继续强调要放手发展生产。他在谈到农村的情况时说，我们只要放手组织生产，发展农村的各种土特产品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并收购起来卖给国家，生产队增加了收入，就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因此，他要求各地干部必须注意年年增加生产，年年改善人民生活。这些主张都是对八大路线的坚持与深化。
有些国家在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上处理得不好，不仅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还引起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朱德深刻地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阐述了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有些国家靠借钱来改善人民生活，这靠不住。如果不靠搞好建设来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16]
在这里，朱德把社会主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三者联系在一起来考虑致富问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三）农民富了，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实现了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使个体劳动者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此在我国消灭了剥削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推行致富，会不会重新出现阶级分化，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出现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分化现象？这是许多人不明确且抱有疑虑的问题。朱德的回答是明确的。他指出：“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原因，一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里，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17]
二是“阶级的分化是由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决定的，不是由勤劳不勤劳决定的”。[18]
据此，朱德明确指出，农民富裕了，“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9]
上述观点，构成了朱德致富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理论上是很有新意的。
三
为了鼓励生产，切实把人民引上富裕的道路，朱德还从政策和体制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措施。
第一，调整商品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朱德主张要调整各类产品的价格，制定正常的比例关系，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收入。他提出，我们“要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20]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要适当提高手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强调应该允许生产单位“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这样做，对于发展手工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满足群众需要，都是有好处的”。[21]
他要求有关部门在制定价格政策时，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等价交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国家应采取有赚有赔、不赚不赔和以赚补赔的扶持方针。这样，建立起新的价格体系以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增加收益，让人们尽快富起来。
第二，适当保留私有制，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朱德认为，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都还不高，不可能采取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他主张在全民所有制领导下，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适当保留私有制，建立国家、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22]
并且具体阐述了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适当保留私有制的必要性。
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23]
它使劳动者在搞好集体经济的同时，发挥个体的优势，拓宽致富门路，加快致富步伐。
第三，开放自由市场，促进交流。朱德认为，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以，做生意不能单靠国家做，应该让集体做，也应该让私人做，这样才能促进交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可是，自５０年代后期起，我们在较长时期内，取消了自由市场，把计划作为调节经济的唯一手段。朱德对此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强调自由市场是人民所需要的，是我国经济的发展现实状况所需要的。因而，极力主张要发展城乡自由市场，开展集市贸易。他指出，我们“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24]
当然，朱德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发展自由市场，容易出现某些消极因素，但强调只要我们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是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的。
在我国，开放和发展城乡自由市场，开展集市贸易，利多弊少，其最大的利就是促进了流通，搞活了经济。正如朱德所指出：“集市贸易很好，不要怕，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25]
人民的富裕必然伴随着经济的搞活而逐步实现。
第四，建立激励机制，切实贯彻按劳分配。朱德积极主张理顺分配机制，建立科学的分配制度，使人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增加自身的收入，逐步走向富裕。朱德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要反对平均主义，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在手工业方面“实行计件工资”，在农业方面实行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这些措施在各个生产领域都是可行的。
第五，灵活经营，促进生产发展。朱德认为，应该采取各种经营方式，把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促进生产发展，使人民尽快致富。以此为出发点，他主张要打破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体制和单一的经营模式，并对各生产领域的经营方式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带指导性的意见。此外，朱德还主张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使劳动者有利可图。他提出，我们要“改变税制，应采取免税、减税或由收购方面纳税的办法，以鼓励群众多生产”。[26]
比如凡是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几年内也不征税。
以上就是朱德关于如何使人民致富的主要措施，其实质在于通过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把人民引上富裕之路，它反映了朱德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
纵观朱德的致富思想，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以下两点：一是开拓性与新颖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上述致富理论观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能不说是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成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重大成果。二是新时期邓小平的致富思想与朱德的致富观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一定的角度讲，朱德的致富观为邓小平新时期致富思想的形成，作了先行的探索与理论上的准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邓小平的致富思想更深刻地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国情的认识。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
注 释：
①②③④⑥⑨[10][14][15][16][20][21][26]《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上接第５４页）３０６、３１５、３６４、４５２、４０８、４９１、３８２、４０８、４４１、４０９、４９５、４１５、４１１～４１２页。
⑤⑦[11][17][19][22][24]《朱德传》，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９２、７１３、７１２、６９０～６９１、６９２、６６９、７１１页。
⑧[18][25]《党史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４期，第６、６、８页。
[12][13][23]《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６６、３４０、３７２页。
《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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