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甲、支持华北长期抗战，部队日益发展。敌人对我经济封锁与军事的破坏，尤其平原富源地带城市之失掉，顽固分子从中多方阻碍，中央政府对我军之限制，呈请改师为军、增加经费至现在无着落，致造成困难。呈蒋[1]批，以我军不听指挥为借口，过去原有之经费亦将完全停止发给。屡电取消边区银行，并责以影响法币[2]跌价。不但财政经济受各种限制，增加困难，且弹药供给亦异常困难。前呈请发子弹六百万发，仅批二十五万发。尤其经费一项异常困难。蒋即不停止过去四万五千人之经费，除陕北留守兵团[3]
（十二个团）巩固边区政权及河防所必须之经费外，剩余给前方款暂兑三十一万八千元。以华北现有军队之兵站运输、抚恤费、交通器材、医药及自造手榴弹等费用，以上三十一万八千元现有之款也尚不敷开支。蒋为限制与排斥我苏鲁皖豫之各军（蒋密电朱、彭调往北宁路[4]作战），威胁我方，不合理地解决河北问题以及交出其他已得之地方抗日政权，可能停止原定之四万五千人经费。
乙、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坚决与敌人经济封锁作斗争，打破国民党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使共产党力量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不但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步骤，而且是打击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独裁的思想。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资产阶级相反，企图保持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裁及胜敌以后的独裁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是限共、溶共[5]的基本出发点。因此，磨擦丛生，而且是长期斗争着的。
丙、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克服物质困难。
（一）努力发展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及手工业和营业），多种瓜菜、粮食、自做鞋袜、手巾、布匹、缝衣，特别是机关人员应大大动员并有计划地营业，统制公私贸易。
（二）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原则下，整理一切必要的地方税收及田赋制度。
（三）加强敌占领区（交通线城市）伪组织中的工作，争取物质帮助来源。
（四）运用经过政权与群众团体，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献金、献粮运动。
（五）晋东南、五台山、山东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收集弹壳，自造子弹、手榴弹及注意收集购买上述机器、铜铁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轻机关枪。质量必须精确。
（六）严格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克服相当严重存在的贪污浪费、吃空缺、以少报多的犯法现象。
（七）以军事战略意义划分的区域，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指导、监
① 这是朱德、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八路军
副参谋长兼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给各兵团首长并由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督执行上述任务。总部、北局[6]拟在晋东南组织华北一个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7]，并指导与调节各区财政经济。
上述各节是我军的战斗任务之一，必须具体计划，督促执行。
注 释
[1]蒋指蒋介石。
[2]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英、美财政支持下，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为它是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故简称法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陕甘宁边区不再设银行、发行货币，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一九三八年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出发陆续开始发行自己的纸币作为地方本币。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迫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同时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简称边币）。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停止了法币的自由兑换。
[3]陕北留守兵团原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同年十二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该部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挥，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萧劲光任兵团司令员。
[4]北宁路指北平 （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5]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重申要“抗战到底”，但着重讨论了防范、限制共产党的问题。会后，国民党秘密颁发了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全面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国民党政府采取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并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6]北局即中共中央北方局。
[7]这一委员会后来并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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