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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被“放逐”广东从化

  1969年春,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入侵我国东北边境珍宝岛引起武装冲突的事件。由于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备战。

  1969年10月17日晚,爷爷应邀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富春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老同志被通知来到休息室,周恩来宣布说:“根据当前形势,决定在京的一些老同志20日或稍后疏散到外地去,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主要是在京广 

  铁路沿线。朱总(我爷爷)、董老(董必武)到广州,徐帅(徐向前)到石家庄……”

  第二天,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大有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之势。

  打了一辈子仗的爷爷却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奶奶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被赶出了北京。

  爷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爷爷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怎么能一个人行动呢?!便提出要奶奶和他一起去。

  奶奶为难地说:“我在妇联被监督劳动,怎么能去呢?”

  “这是中央的决定嘛!”爷爷说。

  “那也得请示妇联的军代表呀!没有他们的批准,我不能随便离开的。”奶奶说。

  “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爷爷拿起电话拨通了周恩来办公室。

  由于周恩来过问,奶奶这才得到妇联军代表的允准,收拾行装,准备同爷爷一起离开北京。

  爷爷奶奶准备外出,家里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出于无奈,他们又专门请示中央办公厅,让我父亲回了一趟中南海。

  得知爷爷奶奶要离开北京,我的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当我赶到中南海的西门,一见到等在那里的奶奶,就急切地问:“你们到底是去哪里?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奶奶说:“我也不知道,等我们安顿好后,就给你们写信!”

  可能是出于保密,奶奶并没有说他们这次是去广州的从化。

  10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三个小时后飞抵广州白云机场。

  后来,奶奶回忆说:“从化是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地区,有温泉,有疗养设施。这次来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动,做些调查。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我和你爷爷实际上是被软禁了。”

  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是林彪的追随者,他似乎负有监管爷爷的任务,他多次在军区会议上诬蔑爷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被他派到爷爷身边来的警卫人员也都以敌视的态度对待爷爷。

  面对这种待遇,奶奶忍不住了,她对爷爷发牢骚说:“你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呢,他们怎能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你!”

  爷爷笑了笑,缓缓地说:“平常我们工作忙,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不进城,也是一样生活。这次休息好了,准备回去更好地工作。”

  过了不久,爷爷奶奶发现一起来的其他同志每家都带了一个子女,所以也就有了把我也带到广东的想法。

  接到了爷爷奶奶的来信后,我马上就去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可他们说我已经有工作了,暂时还算稳定,最好能让我妹妹新华去。

  爷爷奶奶考虑到当时的学校已经停课,新华在家里也无事可做,便同意让我妹妹到了他们的身边。

  我妹妹朱新华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详细讲述了爷爷奶奶在那段日子里的境况,以及自己在爷爷奶奶身边所受到的教益:

  ……春节过后,我便离开了北京,乘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爸爸和二哥和平到北京站送我,再三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要听爷爷、奶奶的话,照顾好他们的身体。眼中还不断的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毕竟那时我还不满16岁,又是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

  一路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又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爷爷、奶奶了。担心的是爸爸、妈妈被造反派罢了官,工作还没有落实,姥爷、姥姥身体不好,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这种矛盾的心情,使我一路上两头牵挂,忐忑不安。

  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第三天早上到达了广州。列车缓缓的驶入站台,老远我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着车厢内急切地张望。这就是我的奶奶康克清。一下车我们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时此刻的拥抱,包容着千言万语,燃烧着无限激情。这一瞬间,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在广州,我们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于当晚赶回了从化。因为爷爷知道我今天要来,一直在那里等候。

  在从化,我和奶奶同住一屋。奶奶告诉我,早上不可睡懒觉,起床后要帮助工作人员搞卫生,打开水,扫院子。第二天,我按照奶奶的吩咐做完了一切,便和爷爷、奶奶一起到院子里散步。

  这里是从化温泉疗养院,是专供军区首长和省委领导休息和疗养的地方。又称松园,一座座别墅散落在绿树林阴之间,我家住的松园七号临近在河边。这条河是由山上的泉水汇集成的,叫流溪河。房子的北面是一座高山,树木茂盛,气候宜人,环境十分优雅。我被这美丽清秀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心想,这回住在这里可以游山玩水,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可是一回到家,奶奶就非常严肃地告诉我:这里不能随便走动,讲话要小心,出门散步不能越过桥头的哨兵,我们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也不能随便到任何人的家里去。这时我才明白,爷爷、奶奶是被软禁在这里了。早上起来的好心情,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和爷爷同机到达广州的还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陈奇涵、滕代远等。他们都住在松园。松园一号是一座比较大的房子,原来是为毛泽东来南方疗养时准备的住所。爷爷考虑到董老年纪大,又是国家副主席,执意让董老住大房子。董老说:“你是总司令,还是你住吧。”他们一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一位是国家副主席,他们二人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常交往甚密。其实两位老人当时都已年逾八旬,身处困境,还互相谦让,真是情长谊深,难能可贵。相互推来让去,谁也没有住进松园一号,最后 

  分别住在了五号和七号。

  在这里,由于活动受到了限制,虽然住得很近,但是不能随便来往。只能靠在路上散步时,碰到了相互打个招呼。简短的几句问候,却包含了深深的同志情、战友情。

  对家属的限制相对宽松一些,所以奶奶经常约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奶奶一同散步,利用爬山,采蘑菇的机会来转达爷爷的问候和对国家局势的关心。

  到了从化,虽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为了不搞特殊化,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坚持让我每天和工作人员一起到食堂去吃饭。在从化,我总共和爷爷、奶奶吃过两顿饭。第一顿饭,是我到从化的第一天,为了欢迎我,奶奶还让厨师多做了两个菜。第二顿饭,是我要离开从化去当兵前的一天,这顿饭吃的时间比较长,爷爷说了很多话,教我独立做人的道理;告诫我,在部队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虚心学习,好好做人。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爷爷奶奶仍然乐观地生活着,他们心胸坦荡,坚信毛主席,坚信共产党,坚信人民群众,坚信历史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正。

  在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里,除了劳动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给爷爷读书,读报。当时令我极为惊奇的是,表面上爷爷虽然仍身居党内外要职,但实际上一切待遇变化很大,身边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实际上是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来监控爷爷的行动的,日常应该看的文件都被无端的取消了,只能从公开的报刊中了解和判断国内外的事情。每天下午,是我给爷爷读书和读报纸的时间。参考消息是每天必读的报纸,由于没有“大字版”的,爷爷要看报纸只好由工作人员代读。我在他们身边的这段日子,读报的任务就有我来完成。……爷爷喜欢读书,他读得最多的书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共产党宣言》我只读过两遍,当时并不太懂,爷爷边读边给我讲解。他说:“这本书道理非常深奥,共产党员都要读这本书,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深刻的理解。”爷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他的晚年仍在学习《共产党宣言》。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过得很充实,暂时忘掉了烦恼。在空暇的时间里,我们还在一起聊天。有几次我们谈到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

  ……到从化不久,我参军了,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七十年代初,这个医院条件比较差,病房里,伤病员喝水、吃饭都要靠我们用肩一担一担地挑上去。我所在的科室是二楼,虽然路途不是很遥远,但每天挑着滚烫的开水上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在城里长大的我,更是一个从未遇到的难事。我想到临行前,爷爷对我的教诲:“当兵要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在工作中我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把干好工作当作培养坚强意志的过程。有一次,奶奶利用看病的机会,专程到医院去看望我。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来广州,当我挑着两桶开水上到二楼的时候,正好看到奶奶在病房等我。她上前拎了拎两桶水的重量,然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想到我的孙女已经锻炼得像一个劳动人民了!”

  回到从化,奶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爷爷,很快,我接到了他们的回信,爷爷教育我:“要克服骄娇二气,争取更大的进步……”

  听奶奶讲,在从化期间,接待办公室曾组织过爷爷、董必武等到广州市参观一次秋季商品交易会,顺便又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虽然林彪、“四人帮”之流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一切机会诽谤和诋毁爷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事业所建立起来的功勋,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当爷爷和董必武等一出现,立即引起了人们热烈而真挚的掌声,人们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他们走在最前面。

  在“星火燎原”馆,爷爷和董必武在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停住了脚步:油画上当年爷爷和毛泽东握手的场面被改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

  “总司令,这个画得不对吧?!”董必武一手拄着手杖,一手指着油画说。

  “历史就是历史嘛!”爷爷不屑地说。

  “他们怎么能这样画呢?”董必武还是有些气不过。

  “历史是改变不了的,随他画去!”爷爷用手杖在地上跺了一下。

  爷爷和奶奶在广州虽然备受冷遇,但他们对党的事业和中国的前途始终是充满信心的。他们把对我们的挂念和担心,都表现为嘱咐我们学会自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间,爷爷给我父母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朱琦、赵力平两同志: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我们很高兴,你们跟上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确路线,没有迷失方向,坚持了工作岗位,改造了旧思想,树立了新思想。工作下放了这是件好事,今后在各人的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下,努力奋斗。

  你们在家庭中应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小在一起学习,最好以最小的全华为组长。他已经十二岁,会写信了,没有旧思想,最纯洁,你们可以试办。

  我们身体都很好,住在乡里,接近农民生活,我们过去在的老家就是农民家庭,现已初步改变生活方式,这里是过得愉快、少生病的好去处。

  朱德

  197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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