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
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然后，他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吧!?”
奶奶听后，略微顿了一下，说：“记得，那怎么会忘记呢？”
爷爷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指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离后的那段岁月。
当时，毛泽东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爷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随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行动，不得不跟随部队南下，以至于多走了一年的长征路。
张国焘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枪多，有八万之众，不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他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中央。
爷爷和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使张国焘气急败坏，他在大会、小会上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斗争爷爷和刘伯承。
张国焘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把他和爷爷分开，让他去当红军大学的校长；为了使爷爷屈服，在一段时间里，张国焘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刁难和排挤爷爷：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一些受蒙蔽的战士还杀掉了爷爷的大青骡子，并且还到爷爷的住处无理取闹……
当时，奶奶看到这些，心中倍加忧虑，她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他们。当她向爷爷提出这种担忧时，爷爷总是报之一笑，劝她放宽心，不要害怕。
那时奶奶也受到了张国焘的监视，甚至提出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想将她从爷爷身边调离。奶奶气愤不过，跟爷爷说，自己要北上去找党中央汇报。爷爷耐心地劝她说：“如果单独行动，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给他以口实，他就会借机陷害你。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就不敢随便动手。我们必须跟大部队行动，不能把这八万红军丢给张国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要忍耐。”
作为与爷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妻子和战友，奶奶总能在风风雨雨中，特别是在艰难危厄的关头体会到爷爷那博大的胸怀、那坚忍的意志和深邃的见地。
奶奶后来对我说：“如果你爷爷当时不忍耐，采取与张国焘决裂的方式，一走了之，那就等不到转折的时机，就不会有两个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不会有三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忍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此时此刻，奶奶十分清楚爷爷的心境。奶奶知道，面对复杂的形势，她能给予爷爷的最有力支持就是自己的忍耐、乐观和信心。
1967年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几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 “走资派”三个大字。
随着那卡车越来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说了几句，并且嘱咐她不要说出去，不要让爷爷知道。
肖阿姨跟随我家很多年了，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着等奶奶回来后怎么安慰她的时候，奶奶已经进了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可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她说得那么坦然，就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那么豪迈。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爷爷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内心的深处藏了起来……
然后，她又跟爷爷和其他秘书讲述了游街的路线等情况。
奶奶对爷爷说：“妇联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进机关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
爷爷安慰奶奶说：“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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