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有关罗马初期的可靠文献。甚至看来很有可能，人们谈到有关罗马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是寓言；而一般说来，各民族纪年史上最有教育意义的那部分，即他们创业的历史，也正是我们最缺乏的那部分。经验每天都在教导我们，各个帝国的革命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但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着了，因而我们就几乎只好凭推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所发现的各种既成习惯，至少表明了这些习惯都有一个起源。能追溯这些起源的传说，根据最大的权威而且又被最有力的推理所证实了的传说，就都应该视为是最准切可靠的。这就是我在探索世界上最自由、最强盛的民族怎样行使他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时，所力图遵循的准则。罗马建国后，新生的共和国——也即是由阿尔斑人、沙宾人和异邦人所构成的那支建国者的队伍，——就分为三种人；因为这种区分，所以它们的名字就叫作部族。每一个部族分为十个库里亚，每一库里亚再分为若干德库里亚，其中为首的便是库里昂和德库里昂的首领。此外，从每个部族都要征集一支一百名骑兵或骑士的团体，叫作百人团；由此可见，这种在一个城市里简直没有任何必要的划分，当初只不过是军事性的。然而仿佛是一种伟大的本能，预先就使得罗马这个小城为自己制订了一种适宜于作为世界首都的政体。自从这一最初的划分之后，不久便产生了一种不便。那就是阿尔斑人的部族（Ｒａｍｎ**ｓｅｓ）
和沙宾人的部族（Ｔａｃｉｅｎｓａｅｓ）始终处于原来的状态，而异邦人的部族（Ｌｕｃｅｒｅｓ）却因异邦人的不断流入而不断扩大；所以这后一个部族不久便超过了前两个部族。塞尔维乌斯针对着这种危险的谬误所找到的补救办法，那就是改变划分方法；他废除了种族的划分，而代之以另一种根据每个部族在城中所占的地区而进行的划分。他将原来的三个部族分为四个，它们每一个都占领罗马的一座小山，并且以山命名。而且，在补救当前的不平等的同时，他也防止了未来的不平等；并且为了使这种划分不仅是地区的划分而且也是人身的划分，他就禁止居民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这便防止了各个种族互相混合。他又把原来的三个骑兵百人团增加了一倍，并且另外又增加了十二个，但始终沿用原来的名称；这是既简捷而又明智的办法，他由此便区分开了骑士团体与人民团体，并且令人民毫无怨言。这四个城市部族之外，塞尔维乌斯又增加了另外十五个所谓的乡村部族，因为这些乡村部族是由把乡村划分为数目与此相同的乡区的居民所组成的。随后又增加了同样数目的新部族，因此罗马人民便最终分成了三十五个部族；他们从此便固定在这个数目上，直至共和国的终了。由于城市部族与乡村部族的这一区分，便产生了一个极堪注意的结果；由于以前还从未曾有过其他的先例，也由于罗马风尚的保持及其帝国的扩张全都有赖于此。人们一定以为城市部族会立即就攫取权势与尊荣，并且会毫不迟疑地要贬低乡村部族的地位；可事实全然相反。我们知道早期罗马人对于乡村生活的兴趣。他们这种兴趣来自于他们贤明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把农事、军事与自由结合在一起，并且可以这样说，把美术、工艺、阴谋、财富以及奴隶制全部赶进了城市。因此，罗马全部赫赫有名的人物就都是生活在农村并且耕种土地，所以人们也就习惯于只在乡村里去寻找共和国的支柱。这种情况既然是罗马最尊贵的贵族的情况，所以也就受到所有人的尊崇；人们宁愿过乡村人的简朴勤劳的生活，而不愿过罗马市民的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在城市里一向只不过是个不幸的无产者的人，一成为田地里的劳动者之后，就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公民了。瓦戎说过，我们高尚的祖先们在乡村里奠定了那些茁壮而勇敢的人的地基，那些人在战争时期保卫着他们，在和平时期养活着他们；这话是道理的。普林尼还肯定说，乡村部族之所以受人尊崇，就是因为有组成了这些部族的那些人的缘故；反之，人们为了羞辱懒汉们，就把他们很不体面地迁徙到城市的部族里去。沙宾人阿皮乌斯。克劳底乌斯归来定居于罗马时，是满载荣誉的；他编入了一个乡村部族，而且这个部族随后就以他的姓氏命名。最后，被释放的奴隶全都参加了城市的部族，而从来没有参加乡村部族的；并且在整个共和国时期都没有任何一个例子是这种被释放的奴隶获得了任何一个行政职位的，尽管已经变成公民了。这条准则本是卓越的；可它却被推行得太过分了，以致最终产生了一种变化，而且的确还是政制上的一种流弊。首先，监察官在长期掌握了随意把公民从一个部族转移到另一个部族的权利之后，竟允许大部分人自行编入他们所愿意参加的部族；这种许可的确毫无好处的，而且还剥夺了监察权最大的能力之一。还有，权贵们既然都把自己编入了乡村部族，而被释放的奴隶们成为公民之后，又和民众一起留在城市部族里；所以部族，一般说来，便不再是地方性的或者区域性的了。可是大家都已经如此之混杂在一起，以致人们除了凭借登记簿而外便无法分辨各个部族的成员；从而部族一词的观念便由实物的转化为人身的，换句话说，差不多变成徒有虚名了。还有，城市部族既然地位更方便，于是在人民大会里常常也是最有势力的，并且还会把国家出卖给不惜向其中的无耻败类贿买选票的那些人的。至于库里亚，则创制者既已制定每一部族都有十个库里亚，因此当时在城墙范围之内的全部罗马人民就构成了三十个库里亚；每个库里亚自有其庙宇、神、官吏、祭司及其称为大路节的节日，这一节日和后来乡村部族中所有的那种乡村节类似。到了塞尔维乌斯的新的划分时，三十这个数目既不能平均分配在他的四个部族里，因此他也就根本无意去触犯它们；于是与部族相独立的库里亚，就成了罗马居民的另一种划分方式。但是，无论是在乡村部族中，还是在构成这些乡村部族的人民中，都绝不会发生库里亚的问题；因为这些部族既已变成了纯粹的民事组织，又已采用了另一种制度来征集部队，于是罗穆鲁斯的军事性的划分就成为多余了。这样，虽然每个公民都编制在一个部族里，但是却总是没有一个是在库里亚之内的。塞尔维乌斯还做了第三种划分，这和前面的两种没什么联系，可由于它的作用，却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他把所有罗马人民分为六级，这六级既不是按地区也不是按人身，而是按财富来区分的。于是前面各级全是富人，后面各级全是穷人，而中间各级则是拥有中等财富的人。这六个等级又再分为一百九十三个另外的团体，称为百人团；这些团体分配如下：第一级独占其中的半数之多，最末级则只构成其中的一个团。所以，我们便看到人数最少的一级乃是团数最多的一级，而整个的第末一级却只能算作一个次级的划分单位，虽然这一个级就包括了罗马居民的一半以上。为了一半以上识透最后面这种形式的结果，塞尔维乌斯就设法赋予它以一种军事的气氛：他在第二级中插入了两个甲胄士百人团，在第四级中插入了两个军械士百人团；除了末一级之外，在每级中他都区分开青年与老年，即是说，区分开那些有义务服兵役的人与那些已经达到法定免役年龄的人；这种区分要比财富的区分更有必要经常性地进行人口普查和统计；最后他还要求在玛尔斯教场上召开会议，而且所有达到服役年龄的人都须携带武器与会。塞尔维乌斯之所以不在末级中也同样地进行这种区分青年和老年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决不能让构成末一级的民众也有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荣誉；必须是先有家园，尔后才能获得保卫家园的权利。至于点缀着今天各国国王军队里的那些不可胜数的乞丐队伍，恐怕其中没有一个不是被罗马人鄙夷地从他们的步兵队里驱逐出去的吧，因为当时的兵士乃是自由的保卫者啊。但是，在最末级之中，还可以区分无产者和那些叫作“按人头计数”的人。前者还未彻底沦为一无所有的人，至少还在向国家提供公民；有时在紧急关头，甚至于还提供兵士。至于那些全然一无所有的人，那些除非按人头便无法计算的人，他们就完全被视为是毫无地位的了；到了马留乌斯才是第一个肯征募他们入伍的人。我们在这里并不判断这第三种计数办法的本身好坏与否；可我相信可以断言，如不是早期罗马人的纯朴的风尚、他们的大公无私、他们对农业的兴趣、他们对于商业与牟利的鄙视，这种办法就不能付诸实践。近代又有哪一个民族，他们的贪得无厌、栖惶不安、阴谋诡计、无休止的浮沉变幻、永不间断的枯荣反复，是能够使这种制度延续二十年之久，而又不致于使整个国家倾覆呢？
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罗马，风尚与舆论比这种制度要更有力量，同时也纠正了这一制度的弊病；而且富人过分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就会被贬到穷人的等级里去的。从这一切都很容易理解，何以人们总是只提到五级，尽管事实上是有六级的。第六级既不向军队提供兵士，不在玛尔斯教场上投票，而且在共和国里也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此也就不大被人当回事了。罗马人民的各种不同的区分即是如此。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在大会中所起的作用吧。这些合法召集的大会就叫作人民大会；它们经常在罗马公共会场上或是在玛尔斯教场上举行，分为库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和部族大会三种；这必须它的召开是依据这三种形式中的何种而定。库里亚大会是罗穆鲁斯的创制，百人团大会是塞尔维乌斯的创制，部族大会则是人民的保民官的创制。任何法律只有人民大会才能批准，任何行政官只有人民大会才能选举；而且既然每个公民都被编入某一个库里亚、某一个百人团或某一个部族之内的，所以每个公民都不能被排除投票权，因此罗马人民在法律与事实上都真正是主权者。为了使大会得以合法地召开，为了使它的行为具有法律的力量，它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召集大会的团体或行政官必须赋有为此所必需的权威；其二是大会必须在一个法定的日期举行；第三、占卜必须是吉兆。第一条规定的原因不需再作解释了。第二条乃是一项政策措施；于是，在节日与市集的日子就不准举行人民大会，因为这时乡村的人们都进罗马城去办自己的事，为此没有时间能到公共会场上来呆一天。由于有了第三条，元老院便可以约束一个高傲而激动的民族，并且可以及时抑制要谋反的保民官的狂热；但是保民官却也找出了各种办法来摆脱这种束缚。法律与首领的选举，绝对不是提请人民大会议决的唯一事项；罗马人民还篡取了政府最重要的各项职能，我们可以说，欧洲的命运便是在他们的大会里规定的。开会目的的多样性，就使得这些会议根据其所要表决的事情而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要评判这些不同的形式，只须加以比较就足够了。罗穆鲁斯创设库里亚的用意，是要以人民遏制元老院，又要以元老院遏制人民，而他自己则同等地驾驭这二者。所以，他便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人民以整个数量上的权威，用以平衡他所留给贵族们的权势上的与财富上的权威。但是，按照国君制的精神，罗穆鲁斯仍然是留给了贵族们以更多的便利，因为贵族们的受保护者可以影响到投票多数。这种值得赞美的保护主与受保护者的制度，真是一项政治的与人道的杰作；如没有这种制度，与共和国的精神是如此背道而驰的贵族制就无法维持了。有罗马才有这种荣誉为全世界做出来这样优异的榜样，这一制度从未造成流弊，也永远不曾为后人所仿效。这种库里亚的形式既然在王政时期一直存在到塞尔维乌斯的时代为止，而塔尔干王朝末期的统治又根本没被人认为是合法的；于是一般就以ｌｅｇｅｓｃｕｒｉａｔ（库里亚法）
这个名词ｂ来指王政时期的法律。在共和时期，库里亚通常只限于四个城市部族，而且只包括罗马城的民众；所以这些库里亚既不能与作为贵族之首的元老院相适应，也不能与尽管是平民但却是作为富裕公民之首的保民官相适应。于是它们便丧失了信用，它们威信落到这种地步，竟致使它们的三十名役吏集合起来就做出了库里亚大会所应该做的事情。百人团的划分法是这样之有利于贵族制，这致使人们起初很难看出：人民大会既然是以百人团大会为名，而执政官、监察官和其他的象牙行政官又全是由它选出的，那么何以元老院在其中却始终不能占优势。事实上，构成了全体罗马人民六个级的这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第一级就占了其中总数的九十八个；而且既然是只按百人团来计票，所以只第一级就超过了所有其他各级票数的总和。当第一级百人团意见都一致的时候，人们干脆就不再计算票数了；这样最少数的人所决定的事，便被通过成为大多数人的决议。因此，在百人团大会里一切事情只由金钱的多少来规定，要远甚于其由票数的多少来规定。但是，这种极端的权威却有两种方法可以缓冲。首先，保民官照例是，而且大多数的平民也总是属于富有者的等级；于是他们便在这第一级里与贵族们的威信分庭抗礼。
第二种方法即是：不许百人团一开始就按他们的级别——这总是要从最末级开头的——进行投票，而是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一个百人团，让这个百人团单独进行选举；然后在另一天再按等级召集全体的百人团重新进行这同一项选举，而结果通常也都相符。这样，开例示范的权威便按民主制的原则，由级别让给了抽签。这种办法还产生了另一种好处，那就是乡村的公民在两次选举之间，能够有时间了解临时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优点，以便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投他们的票。可是在要求迅速的借口之下，这种办法便最终被废止了，于是两次选举就在同一天进行。准切地说，部族大会才是罗马人民的议会。部族大会只能由保民官召集；会上选出保民官并通过平民制定的法律。元老院在这里不仅毫无地位，甚至连出席的权利都没有；元老们既然不得不服从他们自己并不能投票表决的那些法律，于是在这方面，就要比一个最卑微的公民还更少有自由。可这种不公道却全然被人误解了，而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一个不曾容纳其全体成员的公共团体的法令全部失效。当所有贵族以他们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而出席大会时，他们这时就已经是单纯的个人，所以便很难影响到这种按人计票的表决形式，因为在这里最微不足道的无产者也可以和首席元老一样。可见，除了如此众多的人民由于投票时各种不同的分配方式而产生的秩序之外，这些分配方式本身也并不能归结为是无关紧要的形式；其中任何一种，对于当时使得人们之所以要选择这一方式的目的来讲，都有其相应的作用。
这里无需多谈细节，根据以上的阐述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部族大会最有利于人民的政府，而百人团大会则最有利于贵族制。至于库里亚大会，在那里唯独罗马民众构成了其中的大多数，它就只能有利于暴君制与险恶的用心；因此库里亚大会便遭人非难，就连那些叛乱者们也都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可能使自己的谋划过份暴露的办法。毫无疑义，罗马人民的全部尊严只有在百人团大会里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只有百人团大会才是全体的；因为在库里亚大会里没有包括乡村各部族，而在部族大会里也没有包括元老院和贵族。至于计算票数的方法，在早期罗马人中间就像他们的风尚一样简单，尽管还不如斯巴达那么简单。每个人都高声唱出自己的一票，让一个记录员依次将它们记下来；每个部族中的多数票便决定了本部族表决的结果，同理各部族间的多数票就决定了人民表决的结果；库里亚和百人团也是如此。只有正直在公民中间占有统治地位，人人都耻于公开地投票赞成一种不公正的意见或一个不光彩的臣民的时候，这种办法才是好的；可是当人民腐化而可以进行贿选的时候，那就适宜于采用秘密的投票办法了，为的是能够用不信任来制止贿选者，并且也可以给那些流氓无赖们提供一种不至于沦为卖国贼的办法。我知道西赛罗会谴责这种改变的，而且他把共和国的灭亡部分归咎于此。但是，我虽然也能体会西赛罗的权威在这里所应有的份量，可我却不同意他的意见。相反，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类改变做得太少了，才促成了国家的灭亡。正像健康人的营养不宜于病人一样，我们决不能要求把适用于善良人民的法律拿来治理腐化了的人民。没有其它比威尼斯共和国的悠久的历史更能证明这条准则的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影子至今还存在，就是因为威尼斯的法律仅适用于坏人。所以，每个公民都被分得一张票，每个公民在投这张票时都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同时，关于收票、计票、比较数字等等，还确定了一些新的手续。可是所有这些都不能防止负责这项职务的官吏们的忠诚不常遭怀疑。最后，为了防止投票的舞弊与交易，还制定了种种禁令，而其数目之多却正好说明了它们的无效。到了末期，罗马人就经常不得不乞援于各种非常的权宜手段来补救法律的不足了。有时，他们就假托神迹，然而这种办法只能欺骗人民，但不能欺骗统治人民的人；有时，乘候选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阴谋活动之前，就忽然召集一次大会；有时，因为看出人民已被人争取过去要参与为非作歹的一方了，所以就一味空谈，把整个议程都消磨掉。但是野心家终于规避了这一切。可是，最难于置信的是：在这样的流弊泛滥之中，这么众多的人民，幸而有赖他们那些古代的成规，竟从未停止过选举行政官、通过法律、审判案件以及处理各项公私事务，而且几乎和元老院亲自做起来是同样地轻松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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