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不能在国家的一切组成部分之间确定一个严格的比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可消除的因素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比率的时候，于是人们便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并不同其他部分一起构成共同体，但它能使各个项目恢复正确的比率。它或是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或是在君主与主权者之间，或者假如必要的话，同时处于这两方面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也能说是一个比例中项。这个团体，我称之为保民官制，它是法律与立法权的守护者。它有时候可能用来保护主权者以对抗政府，就像人民的保民官在罗马那样；有时候，可以用来支持政府以对抗人民，就像目前十人会议在威尼斯那样；并且有时，可以用来保持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平衡，就像监察委员在斯巴达那样。保民官制决不是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不应具有立法权或行政权的任何一部分；可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保民官的权限才最大；因为他虽不能做出任何事情，却可以禁止任何事情。作为法律的保卫者，它要比执行法律的君主与制订法律的主权者更为神圣、更为可敬。这是十分明显地可以在罗马看到的；罗马的那些高傲的贵族们总是鄙视所有的人民，可他们却不得不在一个平凡的、既无占卜权又无司法权的人民官吏的面前低下头来。
保民官制假如控制得高明，可以成为一个良好体制的最坚固的支柱；但它所具有的力量只要稍微强一点，就会颠覆一切的；至于软弱那就不是保民官制的属性了，只要他真有了权力，那就绝不少于他所必需的权力了。一旦保民官篡夺了他只能作为其调节者的行政权的时候，且要行使他只能是加以保护的法律的时候，则保民官制就会蜕化为暴君制。在斯巴达还能保持它的风尚时，监察委员的庞大权力是不足为患的；可在腐化开始之后，那就加速了它的腐化。被这些暴君们所杀害的阿基斯，最终由他的继承者复了血仇；监察委员们所犯的罪行与所受的惩罚，同样地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所以到克里奥门尼斯以后，斯巴达就再也无可称道了。罗马也是经历了同样的道路而灭亡的；而且保民官以法令所篡夺的过分的权力，凭着原是为了自由而制订的法律的帮助，竟成为那些摧毁了自由的皇帝们的保障了。至于威尼斯的十人会议，则它更是一种血腥的法庭，它于贵族与于人民是同样地可怖；而且当它堕落后，它不是高尚无私地在保护法律，而只是在暗中进行那些骇人听闻的勾当。保民官制，像政府一样，会随着它的成员的增多而削弱。罗马人民的保民官，最初只有两人，后来是五个，他们还希望将这个数目再增加一倍；而元老院也就让他们这样做，元老院料定他们会彼此掣肘的，后来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要防止如此强而有力的团体篡夺大权的话，最好的方法——而一种方法至今还不曾被任何一个政府注意过——那就是不让这种团体成为永久性的，而是规定它必须有各种宣告它中断的间歇期。这些间歇期也不应太长，以免令滥用职权得以有时间滋长；它们可以由法律来规定，使人们能在必要时很容易通过非常委员会加以缩短。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不便，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保民官制既不构成体制的一部分，所以去掉之后也不会损害体制；而且这种方法在我看来还是有效的，因为一个新恢复起来的行政官并不是从他的前任所具有的权力出发，而是从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力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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