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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就在金风飒爽的8月,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内分甲乙两辑。共收散文15篇,是他四年来劳动的结晶。在《序》里,他略述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悉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说到自己则坦白相告: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其中又说到创作的艰辛: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言辞恳切,话说的十分实在。

  开明书店将《背影》寄到朱自清老家扬州,他的三弟朱国华接到一看,不由喜出望外,连忙拿着书飞快奔至二楼父亲的卧室,让老人家先睹为快。这时朱小坡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他把椅子挪到窗前,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儿子写的文章,心中感到莫大欣慰,昏老的眼睛猛然迸出兴奋的光芒。“腹有诗书气自华”,儿子毕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背影》是朱自清的代表作,它犹如一鸣惊人的云雀,在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朱自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法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就深切地反映在《背影》中,他对自己描写对象观察之认真,已经达到锱铢必究的地步。当《荷塘月色》发表后,有个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重视,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又写信去问一个昆虫学家,回信抄了一段书给他,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蝉在夜里会叫的。朱自清认为既然是好容易才找到那么“一段儿”,可能这是一次例外。因此,他写信给陈先生,表示感谢,说待《背影》再版,当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

  后来,他留心观察,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蝉声。因此感到“观察之难”,原因就在“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朱自清这种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便形成他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同时,他又讲究剪裁技巧,追求语言艺术,常以素朴优美的文字,描写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愫,以发自肺腑之声,直诉读者心灵。因此,他的散文在当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文艺界有极大的影响。小说家杨振声对其评价颇高,他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中指出:“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昂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又说:“现代散文的运用就在它打破了过去的桎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它写人物可以如小说,写紧张局面可以如戏剧,抒情写景又可以如诗。不,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小说,就是戏剧,就是诗。它的方便处,在写小说而不必有结构,写戏剧而不必讲场面,写诗而不必用韵脚,所以它本体还是散文”。他认为这些特色,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他还感到朱自清文如其人,“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郁达夫对他的散文也赞赏备至,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笔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后来李广田在观照一代散文创作后,明确地指出他作品的价值:“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背影》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革新整顿后的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就是对朱自清创作十分欣赏的杨振声,他是朱自清的大学同学,对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都很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他商量。当时各大学中文系都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即新文学应如何与古代文学承接,如何与外国文学交流。过去中国文学一直与中外新潮隔绝,究竟何去何从?许多教师都在观望,学生则十分困惑。杨振声和朱自清商量决定,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会。在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为什么要注重研究旧文学呢?因为我们文学上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中国的;我们文学里所表现的生活,社会,家庭,人物是中国的;我们文学所发扬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也是中国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

  为什么要参考外国现代文学呢?正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新文学,不是要因袭中国旧文学。中国文学有它光荣的历史,但是某一时代的光荣的历史,不是现在的,更不是我们的,只是历史的而已。

  这完全是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代的一种革断。朱自清带头实践,一年内开了两门新课,一门是“歌谣”,一门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过去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带有浓厚的尊古倾向,许(慎)郑(玄)之学是学生入门之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占主要地位,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朱自清新开的两门课程,首先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的旧格局,使五四以来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歌谣”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及“歌谣的结构”等,后又增加了“歌谣的历史”、“歌谣的修辞”、“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的收集历史”、“歌谣叙录”等。在向来比较保守的中国文学系来说,这门课程显得特别新鲜突出,因此引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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