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朱自清的心头，像影子一样无法摆脱。过了年之后，乘着假期闲隙，他开始认真思考了。他返顾了这十年来时代的步伐：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现在，阶级斗争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使出了毒辣的手段。他想，近来“杀了那么多的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他日夜在思想的国土上驰骋，思索人生，分析社会，解剖自己。他的思考是长远的，深刻的，实事求是的。他深刻地感到，自己所存在的阶级，是在走向灭亡，正如一座老房子，虽然时常修茸，到底有了年代，终有一天被风雨打得坍倒。既是如此，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心作时代的落伍者呢？他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不断扪心自问，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思考着这个问题。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在小资产阶级里活了30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我没有血与肉。在大分化的时代里，他不是没有看到，有的人叛变本阶级走到新营垒中去，而为什么自己就没有这种勇气效法他们的行动呢？关键还在于思想包袱过于沉重了。
我并非迷信着小资产阶级，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量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他胸怀坦荡地表白了自己不能投向无产阶级怀抱的原因，但也明确表示：“为了自己阶级，挺身与无产阶级去斗争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既不能革命，也绝不反对革命，那么该往那里走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煌煌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靠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
在这三条路里，将选择那一条呢？他原先本是学哲学，而对文学有兴趣，后来索性丢掉哲学，走上了文学道路。现在情况又要变了，该怎么办呢？他考虑了很久，感到“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由是，他断然选择了国学这条路，他说：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这选择对朱自清来说是痛苦的，消极的，只不过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他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但他眼下只能往这条路走去，别无他途。这是中国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哀，想当初他是那样热切地讴歌“光明”，追求“红云”，为了寻找黑暗人生中的一点萤火，他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五四、五卅、三·一八，他总是努力地迎着时代流云直追。但结果呢？心中希望的灯，被现实的风沙，一盏盏地扑灭了，美丽的梦，一次次被生活的风暴所击碎，由是他幻灭了，退缩了。“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鲁迅语），朱自清的痛苦大约也在于此，他对革命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正如他后来自己承认的，当时对革命的感知，“只是范畴而已”，“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正由于此，当席卷中国的白色恐怖汹涌而来时，他惊呆了，失望了，他只能惶惶然地去寻找一个避风港，聊作一生的归宿：“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朱自清绝不能面对血泪人生而无动于衷，因此他又说：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
他毕竟又是一个执着于生活、追求进步的知识份子，因此他虽定下自己“好走的路”，但心中“却依旧要考虑到‘那里走？’‘那里走！’两个问题”。虽然他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余暇，它就来盘踞心头，挥也挥不去”。路，暂时确定了；心，也暂时获得安宁。
但，朱自清万万没有想到，他个人的生活将面临着一个深痛的打击。
【九、“千里魂应忆旧俦”】
1928年随着政权易手，北京改名为北平；8月17日，南京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随着奉系军阀的倒台而离职。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学校曾因此掀起了“改进教务”的浪潮，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任命，而由教授会公举。4月，物理系首席教授梅贻琦被推为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梅贻琦天津人，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毕业，学识广博，曾被公认为“科学各教授的首领”，作风民主，富有办学才干。他接任后对大学部作了有力的整顿和调整，本来大学部只是笼统划分普通和专门两科，学习年限各定为两年或三年，目标不明确。梅贻琦把两科制改为学系制，结合社会需要，设立了国文、西文、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农业等17个学系，并制定了新的组织大纲和学程大纲。温应星离任后，南京政府电委教务长梅贻琦代校长职务，8月下旬罗家伦受命接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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