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研究”分“总论”和“各论”两部份。“总论”共三章，第一章“背景”，从戊戌政变讲到辛亥革命，系探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关系。第二章“经过”，由五四《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开始一直讲到当前，其中包括文艺运动、思想论争以及各种文学流派的主张。第三章“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主要论述外国文学对中国各种流派的影响。“各论”分五章，前四章分别论述五四以来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创作的成就，介绍各类体裁的理论主张，着重分析评价每一文体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的风格和成就。鲁迅和茅盾的创作，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李金发的诗，以及冰心、叶圣陶、郁达夫、巴金、蒋光慈、张资平等作品无不论及。最后一章“文学批评”，主要介绍五四以来有社会影响的各种文学见解和主张。这门课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的总结，又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评价。在讲课时，朱自清特别注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研究，引导学生关心现实。他教学态度十分严肃，甚至有点拘谨。他极其尊重别人的看法，力避个人的好恶和门户之见。他的学生吴组缃回忆说：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节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
他讲得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手帕抹汗珠。朱自清也是当时知名的作家，但他在课堂上绝不讲自己的作品，同学们发现了这一点。有一天，他们提了出来，朱自清脸红耳赤，非常慌张，半晌才镇静下来，不好意思地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而且也很难讲”。同学们不肯，一定要他讲。他看推辞不掉，就想了一想，十分严肃地说：
“我写的是些个人的情感，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
他十分重视新人新作，有发现立即补充，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臧克家的《烙印》一出版，他就在课堂上讲开了。他又很认真，若发现讲错或不妥之处，下次上课必定慎重提出更正。有一次，他讲到张天翼时，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
第二次上课他立即声明更正：“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数年后，吴组缃了解到张天翼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昊组缃写信告诉朱自清，喜得他连忙回信道谢。在课堂上，他常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发表自己意见，一听到他们有新的见解，立即高兴地说：“啊，你的意见很新！”他教学严谨持重，绝不作主观论断，谈到某种文学现象时，总是尊重客观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如讲“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时期”，他在全面介绍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文学观点和主张的基础上，对当时普罗文学创作倾向，提出了三点意见：（一）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二）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三）题材的剪取，人物的活动，完全是概念在支配着。持论十分公允全面。他备课极其认真，讲义就有三种，一种铅印，两种油印，随时充实修改，所以最后一种剪贴补正很多。因而这门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都请他去讲课，可能是负担太重，1933年以后他就不开这门课了。
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朱自清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记忆力又好，只要点过两三次名，名字就记住了。有一次，一个男生没来上课，第二天在走廊上看到他，便叫他的名字道：“你昨天为什么缺课？”吓得那学生满脸通红连忙道歉，从此不敢逃课。他上课认真，改作业更是认真，他和俞平伯曾有过一次关于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的有趣讨论。俞平伯不赞成多改，理由是学生只注重分数多少，从来不仔细看老师的修改和评语。朱自清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十多年不见了，忽然有一天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你猜猜是什么？”我回答说：‘你不要买礼物，太破费了，我心里不安。’‘我知道老师一定猜不着，哪，你看’，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作文簿来，这是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替他改的，如今他已由大学毕业，也在教中学了，真想不到我改的作文，他视若珍宝地保存得好好的。”
“那只是千万个学生里的一个特殊例子。”俞平伯反驳道：“据我知道的是大多数学生，都是不把老师辛辛苦苦改的文章当做一回事的，不信，我来给你看一件事实。”
俞平伯立刻掏出钱来，请人到巷口买包花生米，想不到那包花生米的纸，正是一篇作文。俞平伯笑说：“怎么样？这不是铁的事实！告诉你，大多数的作文，都是拿来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张，不要改得太详细。”“不！这现象，也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特殊例子罢了”。朱自清不服气，他仿照俞平伯的口气反驳道：“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多改的，不管怎样，各凭良心，我始终主张要详细地严格地改。”
朱自清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为班上学生改作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自从接眷北来之后，有妻子儿女相伴，朱自清安享到了静谧的家庭之乐，得以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做一些自己乐意做的事。他写了两篇《近来的几篇小说》对当前作品进行了评价，还为李健吾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写了书评。为《粤东之风》和俞平伯的《燕知草》写了序。同时，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儿女》、《白马湖》等优美散文。还抽空为《小说月报》写了篇随笔《说话》，主张文章语言要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这种“谈话风”，也正是他自己散文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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