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步开展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十分注意在政治上给予工商界人士以积极的帮助，使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上海解放后，工商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荣毅仁、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郭棣活、吴中一、胡子婴、严谔声、盛康年、王性尧、经叔平、王兼士、董春芳等人要求学习，要求进步，潘汉年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会，即“七一学习会”，学习时事政策，并以俱乐部的形式，在饭后茶余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潘汉年和许涤新、周而复、梅达君等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事隔30年之后，经叔平先生满腔深情地回忆道：“‘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上海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中心。解放之初，这里不仅云集着众多的工商业头面人物，还有许许多多政界、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为主管上海市统战工作的常务副市长，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凡涉及统战工作一项，事无巨细，都得过问。从工商联合会筹备会的筹备、建立，到各民主党派包括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整顿发展；从上海市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酝酿、成立到下属各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各小组开展活动；从各统战对象的政治生活乃至个人的琐碎小事，凡是被他知道的，他都实实在在地给予帮助解决。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还帮助市府机关内的统战干部提高认识，为实现党的统战任务而奋斗。他在新上海的统战工作中大显身手，也为新上海的统战工作操碎了心。
四、家，公仆与普通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潘汉年从1949年5月28日走进外滩那幢灰色大楼的市长办公室之后，他就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一个“家”。有口皆碑的“好当家”，就成了当时上海人民献给他们这位常务副市长的一个真诚的称呼，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然而，为了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大家”，潘汉年曾经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上海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那个时候，潘汉年是兼职最多的一位领导人。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社会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政府内，他是常务副市长、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军内，他则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由于身在其位，加之他又是一个敢于负责、甘为公仆的“当家人”，其艰辛劳累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几个当年在市府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对潘汉年协助陈毅主持市府日常工作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这样评价他：“潘汉年从上海解放第一天起，就肩负党和人民的重任。”“在他任职期间，从接管上海、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到恢复、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汉年同志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日夜操劳”，真切地反映了潘汉年这个“当家人”的工作姿态。就说接管工作吧，由于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当时依旧军务在身，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如情况的综合，问题的处理，工作的协调，不得不落在潘秘书长肩上。而接管工作又是千头万绪的，不得不使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经常主持或参加接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提意见，作决定。由于时局严重、环境特殊，每次这样的会议总要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这一期间，潘汉年真是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扑在接管工作上。不过，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各行各业情况熟悉，加上思想敏锐、工作细致，许多事情都办得有条不紊。例如市府办公厅当时直接接收的国民党、汪伪政权、租界工董局、工部局，包括用中、英、法、日等几种文字书写的档案，就有30多万卷，以后又陆续接收了财经、地质、水文、电讯、邮政、治安、户籍等各方面的档案材料，共有130多万卷。如此浩如烟海的敌伪材料，是当时全国接管城市中所罕见的。在陈毅的领导下，特别是通过潘汉年的直接指导、具体部署下，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顺利完成，并得到国家档案局的表扬，对上海日后的社会治安、市政规划、生产建设等各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好这个“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关心这数百万家庭成员的生活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逐步过上安定美满的好日子。潘汉年常常对市府的工作人员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0年2月6日午间，国民党美制飞机对杨树浦发电厂等上海的水电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当时，潘汉年正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知消息后，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接着便与陈毅市长一起召集各局汇报情况，并坐镇指挥，部署公安局维护社会治安，指挥有关单位作出相应措施。次日，潘汉年与陈毅等市委市府负责同志前往杨树浦发电厂察看现场。连日来，潘汉年先后到宝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等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
最使潘汉年牵挂的就是所谓“一黑二白”（煤、棉、粮）问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一些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出现了排队长龙。当时，市府一面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以乎抑物价；一面接受工商局建议，准备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长龙消失了，人心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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